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人们生活价值观念的转变，夫妻双方个人财产数量的增多，家庭主体间相对独立性的较强，身份关系的渐趋弱化，随之而来的便是离婚率的升高，离婚会导致原夫妻双方的人身关系的分离和财产关系的重新分割，然而，离婚时涉及的财产分割问题也越来越复杂。在此，笔者结合当前司法实践，浅谈现行《婚姻法》中存在的缺陷及其完善对策。

　　一、现行婚姻法中关于夫妻财产制的缺陷　　

　　根据我过现行《婚姻法》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虽然对符合法定情形和约定情形的财产的认定和分割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但由于纠纷的复杂性，以及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关于夫妻财产制的规定存在不少缺陷，仍然直接影响司法实践中的操作。

　　（一）夫妻约定财产制缺乏必要的公示程序

　　有人认为，约定财产制表面上维护了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和处分权，但存在着严重的弊端，不仅会成为当事人实施规避的借口，而且约定真伪难于判断。有些人认为，审查约定财产诉讼的耗费太大，因此，应取消财产约定，实行单一的法定共同制。我觉得现行的夫妻约定财产制的缺陷并不在于这一制度本身，而是在于对这一制度所作的规定不完善。取消约定财产制度，实质上是否定婚姻的契约性质和当事人处分财产权利的自由，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夫妻约定财产制缺乏必要的公示程序，如果夫妻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的，《婚姻法》规定以“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来对抗第三人，也就是说第三人知道夫妻之间有约定的，则该财产约定才对其发生效力，而如果第三人不知道该夫妻之间曾经对其财产有作过约定的，则该财产约定对他不发生效力，以及最高人民法院《若干解释（一）》中第十八条：“婚姻法第十九条所称‘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夫妻一方对此负有举证责任。”这只言片语，虽然较旧婚姻法有所进步，但其内容的贫瘠无疑会使约定财产制的效用大打折扣甚至沦为形式。在实际生活中不排除会出现不少夫妻一方串通他人伪造债务侵吞另一方财产的现象，对未参与交易方的夫妻一方显然是不公平的。

　　（二）夫妻分居期间财产如何处理的问题

　　我国婚姻法没有明确规定夫妻分居制度，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夫妻双方因工作关系而两地分居或因感情不和而分居的情况并不罕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4条规定:“夫妻分居两地分别管理、使用的婚后所得财产，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在分割财产时，各自分别管理、使用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双方所得财产相差悬殊的，差额部分，由多得财产的一方以与差额相等的财产抵偿另一方。”这一规定将所有分居期间的财产都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忽略了此类财产的特殊性，夫妻分居尤其是因感情不和而分居的，双方往往除了具有法律上的夫妻身份关系外，不再有任何联系，共同关系已是名存实亡。将财产分给仅仅“名义”上的配偶，或者为其承担偿还债务的责任，这对另一方来说，是不公平的。

　　（三）知识产权的收益问题

　　知识产权是关于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以及关于具有商业信誉的标记的专有权利,它具有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双重属性。[1]新《婚姻法》第17条第3项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知识产权的收益归夫妻共同所有。”《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12条规定：“‘知识产权的收益’是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实际取得或者已经明确可以取得的财产性收益。”本法条可以把知识产权在现实社会中分为两类：一类是已经获得的经济利益，或者可以获得的可预见的经济利益，如服务标记、商标、专利等；另一类是正在形成的并未实现的经济利益。[2]一方知识产权的取得离不开另一方的支持对于前者当然按共同财产对待而无可厚非，在第二种情况下，由于知识产权的取得需要一定的时间，并且具有一定的风险，即可能价值连城，也可能一文不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5条规定：“离婚时，一方尚未取得经济利益的知识产权，归一方所有，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应根据具体情况，对一方适当经济照顾。”这些规定只解决了知识产权收益的部分问题，但对尚未明确可以取得财产收益的知识产权，即知识产权的期待权没有作出规定或解释。如果在分割这部分财产时不考虑其将来的价值，可能对一方当事人不公。

　　二、完善夫妻财产制度的思考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家庭财产、夫妻财产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夫妻双方的收入和财富大量增加，家庭财产、夫妻财产内容复杂，存在的形式日益多样化；家庭经济功能强化，不再是单纯的消费单位，夫妻一方或双方以多种形式参与经济生活，夫妻财产被大量用于生产、投资和经营，使夫妻财产关系日趋复杂，因财产的归属、占有、使用、管理、处分、收益及债务清偿引发诸多纠纷和问题；夫妻对经济利益日益敏感和关注，对个人财产及权利保护的需求和呼声日趋强烈；另外从司法实践来看，夫妻财产纠纷案件增多，处理难度加大。面对上述新的变化和出现的新问题，现行的我国夫妻财产制愈来愈显示出其不足，难以适应形势的需要，完善我国夫妻财产制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建立约定财产制的公证制度

　　我国《婚姻法》以第三人是否知情作为有无对抗效力的前提，而在实际操作中，第三人是很难清楚夫妻之间有何财产约定的，因为这些约定属于内部契约，具有很强的隐秘性，除非夫妻一方或双方明确告知，否则第三人根本无从知晓。对这一问题，我觉得应该建立约定财产制的公示制度，主要有两种：一是公证方式，二是登记形式。[3]公证成本较高，鉴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水平，采用财产约定的登记制度比较合适。登记机关将财产约定的登记作为社会公共信息，以合适方式对外披露。至于这种公示可能暴露私人财产的隐私，这是夫妻双方自愿接受的，因为夫妻双方既然希望其约定对抗第三人，就必须要公证，而公证就必然意味着将其某些财产的秘密公开，当然，具体财产来源等细节还是不能公示，第三人不能查阅，以保护夫妻双方的隐私权，这样既能保障效率，又能防止公权力过分干涉私权领域，才能遏制社会上故意利用夫妻财产约定来逃避债务的现象。如果夫妻财产约定未经登记的，则其中一方与第三人交易时，另一方不得以约定财产制对抗善意第三人，第三人仍可要求交易对方夫妻按法定夫妻财产制的规定清偿债务。

　　（二）确立约定财产应具备的条件

　　我国新《婚姻法》对夫妻作出财产约定应具备的条件并没有作明确规定。依民事法律基本精神，夫妻作出财产约定属于双方的民事法律行为，因此，必须具备民事法律行为的要件：（1）当事人双方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依照我国《民法通则》和《婚姻法》的规定可知，法定婚龄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要高，因此，当事人无论在婚前还是婚后订立财产约定都不会涉及未成年人的问题。对于精神病人，《民法通则》规定其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只能从事与其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征得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才可以进行。所以，只要无精神障碍，订立财产约定的夫妻双方都应该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但须指明的是，此处的当事人双方必须是夫妻，即具有合法的夫妻身份，未婚同居或婚外同居者对财产关系的约定，不属于夫妻财产约定。（2）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夫妻对财产的约定必须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且出于真实的意思表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受欺诈、胁迫等而作出的约定不产生法律效力。（3）不得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这里的“法律”不仅包括民事法律规范，同时还包括其他部门法的法律规范。财产约定的内容必须合法，不得利用约定规避法律以损害国家、集体或他人的利益，如不能将其他家庭成员的财产列入约定财产之内，不能借约定逃避债务，不能约定免除法定抚养、扶养和赡养义务等。

　　（三）财产补偿制度

　　财产补偿制度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对夫妻共同财产享有的权利明显超过另一方的，婚姻关系终止时，应给另一方相应补偿的制度。在现实生活中，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实际享有的权利不平等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如为了支持一方继续深造，另一方不仅自己作出牺牲，承担了包括家务在内的所有劳动，对婚姻家庭贡献较大。又如因双方家庭条件不同，婚后，一方在亲属的抚养、瞻养、救济上花去了大量的夫妻共同财产，而另一方则无此支出等。出现上述情况，我认为，在婚姻关系终止时，应当给予另一方一定的补偿，以真正体现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所享有的平等权利。

　　（四）过错赔偿制度

　　是指配偶一方因自己的过错给对方造成损失时，向对方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既然婚姻实质上是一种契约关系，那么，根据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的原则，当一方当事人违反约定造成对方损失或者因过错侵犯对方享有的共同财产权利造成对方损失时，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过错赔偿制度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其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一项古老的离婚救济方式，早在实行过错离婚主义的1804年法国民法典中就明确规定：如离婚被判为过错全属夫妻一方，则该方得被判赔偿损害，以补偿他方因解除婚姻而遭受的物质或精神损失。这一规定一直沿用至今。[4]尽管现代盛行无过错离婚主义，一些国家仍将离婚损害赔偿作为重要离婚的救济方式。为了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利，惩罚过错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和不道德行为，稳定婚姻家庭关系，有必要追究有过错方的损害赔偿责任，才符合法律的正义。

　　
注释

[1] 董经纬,《离婚中财产分割与子女抚养纠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

[2] http://pjzy.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24。

[3] http://club.topsage.com/thread-1268715-1-1.html。

[4] 罗结珍译，《法国民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关于执行死刑严禁游街示众的通知

1986年7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局）、司法厅（局）
近年来，各地在执行死刑时，对死刑罪犯游街示众的情况已经减少了很多，在文明执法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还有极少数地方押解死刑罪犯执行时仍然采取插签游街示众的做法。这种做法不符合社会主义文明的要求，社会影响也不好，必须坚决纠正。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三款规定：“执行死刑应当公布，不应示众。”中共中央宣传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于1984年11月21日联合发出的《关于严防反动报刊利用我处决犯人进行造谣诬蔑的通知》，也规定：“执行死刑不准游街示众。”还规定：“执行死刑的刑场，不得设在繁华地区、交通要道和旅游区附近。”“严格控制处决犯人的现场。除依法执行死刑的司法工作人员外，其他任何人不准进入刑场或拍摄执行死刑的场面。”今后各地处决死刑罪犯务必要严格依照刑事诉讼法和有关的规定行执，严禁将死刑罪犯游街示众，特别是开放城市更要严加注意，以免对外造成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