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情判”司法传统

张福坤


摘要：“情判”是中国传统诉讼中极具特色而又颇为重要的一种特殊现象。由于“情判”的灵活与变通，从而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公平正义，由此达到儒家倡导的和谐与无诉的理想目标。因此，“情判”在中国古代适用极为广泛，得到了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的广泛认可，其实效也得到了充分发挥，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传统诉讼实践。文章试从“情判”发展的历史脉络、“情判”心态模式、审判依据与判决内容、“情判”司法案例与实践、现代意义五部分对这一传统加以论述，以阐述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这种审判制度的大致轮廓及其现实意义。

关键词：古代；情判；司法传统；现代意义


　　“情判”是中国传统诉讼中极具特色而又颇为重要的一种特殊现象。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判制度。笔者认为在既有的关于中国传统诉讼审判中国家的诉讼制度的同时，应该对于制度背后的观念性的文化的东西加以关注。无疑，中国传统诉讼审判中，“情”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它与中国传统的情理社会相契合。因此，对“情判”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情判”发展的历史脉络

　　“情”对于立法的影响可以追溯到夏商周三代。先秦时期，社会的形态均是家国一体或者可以说家国同构，家就是国的缩影。血缘关系在这个时期的整个社会关系中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是典型的宗法社会，其法律制度中亲情伦理色彩极为浓重。到了秦朝，秦始皇采用法家思想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王朝，实行“任法而治”，但是秦朝的法律制度中仍能够看见血缘亲情的因子。汉代秦后，尤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和学说被确立为正统思想，从而拉开了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序幕。汉代法律儒家化的表现主要是在立法上的“引礼入律”，和司法上的“春秋决狱”。也就是在西汉的中叶，以董仲舒“春秋决狱”为标志，“情判”在古代司法实践中亦悄然兴起，并逐渐成为一股潮流。值得提一下的是“春秋决狱”，所谓“春秋决狱”即在依律断案之外，还根据儒家经典，尤其是《春秋》的“微言大义”来决断案件。董仲舒曾依据春秋经义作《春秋决狱》232事。“春秋决狱”的依据来自儒家经义，如《易》、《诗》、《书》、《礼》、《乐》、《春秋》。儒家经义可以追溯到西周时的礼治，礼治发展到汉朝，董仲舒据此提出了“三纲”思想，这“三纲”中由“父为子纲”引申出来的“孝”成为实质上的核心，而“孝”讲究的则是人伦情感，据“孝”断案实际上就是据“情”断案。历史的车轮滑到唐朝，“一准乎礼”的唐律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完成，同时也标志着“情”对法律的作用得到最终承认。宋朝是中国传统“情判”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此时情理已经深入人心，并在司法实践中被广泛运用。除《宋史》外，尤其突出的是《明公书判清明集》中记载了大量案例，均体现了法判向情判的偏转。此后，元明清各朝法律基本沿袭唐律精神。

二、“情判”司法传统之心态模式

（一）“情判”的思想基础

　　“情判”的思想基础主要来源于儒家学说。“情判”的核心在于一个“情”字，即审判的判决依据来自情或情理。中国传统诉讼指导思想总体上说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儒家思想的起点和出发点在于情，而其最终的落脚点也在于情。儒家思想与情的内在联系可以通过几个方面来体现。首先是“礼”，礼在中国古代无所不包，有人说“礼源于情感又出自理性。”《礼记•礼运》称：“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这说明了礼自情出。其次是“仁”，儒家思想的根本内容在于关于“任”的学说，在孔子的“仁学”中，以仁释礼，礼以仁为指导思想，仁是礼的内在精神。“仁”是一个兼涵恭、宽、信、敏、惠、勇、敬、忠、智诸德的总的道德规范，不是仅指一种特定的品德，而是泛指人的所有德性。（P40）孔子的“仁学”思想中蕴含着浓厚的情感因素，对此“《论语》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情’观念，但‘仁’字却出现了一百零五次之多。孟子曰：‘仁，人心也。’其实是一种合乎礼仪，而发于中节的情感。这种情感与生俱来……“孝”是子女对父母应有之情，“悌”是对兄弟同辈应有之情，“忠”是对长上君国应有之情，“礼”则是表达情感的方式，……”(P42)这一评述恰如其分的说明了孔子以人伦情感为核心的仁学思想对儒家思想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广泛影响。
（二）“情判”的民众心态
　　人情是人们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对于人情之重要意义，那是每一个中国人所心领神会的。在古代的中国，人情在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以至成为建构和维系社会关系的基础。尤其是在中国乡土社会，由于人们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和终于斯，不但己生，而且子孙后代都会与左邻右舍建立各种各样的人情关系乃至拟制的血缘关系。彼此称呼爷奶、叔伯、兄弟姐妹……都是中国人试图用人情来维系社会关系的表征。(P23)人情交往的基本准则便是“一礼还一礼”，就是一个“报”字。杨联?先生在《报——中国社会关系的基础》一文指出：“报”是中国社会关系的基础。就人情与王法的关系而言，在中国传统法律观念中“人情大于王法”，法律来自人情，以人情为源泉；就法律与人情的效力而言，也是突出人情的支配地位。在民众的眼里，人情就是最高的法律。程汉大教授也指出“在乡民的心目中，人情比圣旨和法律都大，这里的人情可以理解为‘伦理’、‘习惯’或‘风俗’。可见，中国乡民也有朦胧的‘自然法’意识。”具体到案件的诉讼中，民众打官司只有通过带着情感诉说冤情，伸冤话语用情感来修辞，才能迎合儒吏之同情，才能胜诉。
（三）“情判”的儒吏心态
　　孔子认为对法律的制定和运用必须以礼为指导，要求司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用儒家经义作为分析案情，认定犯罪的理论依据，并按经义的精神解释和适用法律。汉代董仲舒也认为断狱应“原心定罪”，“必本其事而原其志”。明代丘浚也指出：“吏胥不通经，不可以掌律令。”当礼义与法律发生矛盾时，要据礼义原则处理，即情理原则。可见，情理原则之所以进入司法实践，成为裁判必须考量的重要因素，与儒家思想和传统是分不开的。
　　司法官员对于自己审案的要求就是，须用“哀矜之心折狱”，要用同情之心来审案，了解案情事实，这种同情心是与儒家“恻隐之心”相吻合的。司法官所作判决不仅要做到案情事实合法，而且要合乎人们的常情和常理。同时，司法官往往以“青天父母”自居，他们为民众的“父母官”，要“为民父母行政”，他们在执法的过程中绝对不会排斥情理，因为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试图折中天理、国法、人情三者之统一，追求具体正义，即具体案件处理的合情合理性。

三、“情判”依据与内容

（一）“情判”的依据
　　天理，即天下公认的大道理，天经地义。在古人的世界观中，天占据及其重要的位置，是万物的主宰。人们认为天的运行是有规律的，此规律即为“天道”，人们的世俗生活应当顺乎“天道”。春秋之际就有“法天而行”，“道法自然”的思想，“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 董仲舒也说“法天而立道”。宋明之后，天的运行规律被称作“天理”，世俗生活中的道德、法律也被称作“天理”。天理作为一种审判原则存在于传统法制之中。
　　人情，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它泛指诸如情面、面子、处事习惯、情感认同等等内容。中国传统语境中“情”的基本含义就是指人与人的感情联结。因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情感结构是一种亲情、熟人结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地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P23)儒家以“父慈子孝”为出发点，并提出相应的行为要求，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 “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 由此，“五伦十义”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人情”。之后到汉代演变为“三纲五常”成为最高的道德准则。
　　国法，即王者的法，国家的法，官府的法。国家是什么？国家为什么？国家干什么？国家当如何？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就构成了中国古代的国家观念或国家理念。一个国家要有效运行，实现统治就必须有国法。所谓“家有家规，国有国法”，这是经常听到的一句俗语。这句话里正蕴藏着一个十分有古代中国特色的观念：国法有如家规、家法，是“家长” (皇帝)用来管教“不肖子孙” (不轨臣民)的。很明显，家法不是家长与子弟妇安奴仆协商制订的，而是家长一人的杰作。故家法即“家长之法”；同样，国法不是国君与臣民协商的产物，而是“圣心”、 “圣制”、 “圣裁”的产物，故国法就是“王法”。国法正是国家得以运行的保障。
　　中国古代社会司法审判力求法与情之间的兼顾和平衡。管子主张“令顺民心”，就是指立法要合乎人之常情。“人主之所以令行禁止者，必令于民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名公书判清明集》也说“法意、人情实通一体。循人情而违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权衡二者之间，使上不违于法意，下不拂于人情，则通行而无弊矣。”(P311)但是，当法律与人情发生冲突或者法无明文规定时，司法官往往弃法顺情。《慎子•因循》中也说：“天道”就存于“人情”之中，此外，再无什么“天理”、“天道”独存；立法应该顺应自私自利这种人之常情，利用人们的“自为心”为统治者服务。这样就实现了天理、国法、人情三位一体的统一。这也强调立法要注重人情，但更重要的“法不外乎人情”这个命题的用意不仅在于对立法或对法的内容本身的要求，而且在于干预司法。就司法活动而言，这个命题的含义是在司法中要求做到法律与人情两相兼顾或两全，而当法与情有矛盾不能两全时，则应舍法取情，此即所谓“人情大于王法”。也就是说，“人情”在判断是非上比国法更具权威性。(P17-25)总之，天理、国法、人情综合为用便构成了古代司法审判的基本依据。
（二）“情判”的内容
1、拷讯方式
　　拷讯是古代审判中一种最基本的审讯方式，也是古代审判的一大特点。拷讯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仲春之月……母肆掠，止狱公”肆掠即为刑讯。明人海瑞的主张，在审判中对原告被告都要“监之枷之，百端苦之”，以息刁讼。理由是：“夫人有痛之而不知畏者乎？”这种拷讯制度让民众对法律尤其是司法认识普遍与严刑峻法、刑讯逼供等“酷”的印象连在一起，这种“酷”换种说法就是“威”。（P118）通过威刑的方式让其放弃诉讼，维护社会的稳定。
对于兄弟之间的诉讼，明司法官曾有过精辟的见解：
兄弟之间，本无不和也。以和而致争，以争而致讼，以讼而致息，以息而思和。不告不知情费，无由思息也。不打不知畏楚，无由永和也。聊以十三之竹皮，用代六条之木舌。埙篪之爱，其未艾乎？
对于兄弟对簿公堂，司法官的作用就在于利用诉讼揭示、挖掘潜藏的人情，并以情断案，进行教化，实现无讼。当然，有时单靠说教不能达到效果时，便辅之以刑罚手段，使之警醒。
2、淡化是非，力求两和
　　在判决中法官一般不让诉讼的任何一方获得全胜，必须让双方均有损失感，但理足的一方损失小些，理亏的一方损失大些。即“与原告以六分理，亦必与被告以四分理；与原告以六分罪，并必与被告以四分罪，二人曲直不甚相远，可免忿激再讼。”这种“和事佬”式的判决当然是为维护“亲亲之爱”的和谐秩序，以折中、调和、妥协的方式平息纠纷，以中庸之道来处理人际关系、是非纷争，是儒家伦理文化在司法诉讼中的具体体现。
　　清朝于成龙曾审理过一则兄弟二人争死去的母亲安葬在何处的问题：
　　本案前由江夏令审断一过，判将夏氏之柩，葬后夫华姓坟上。其所根据，第一按照律文，……第二根据古礼，……本府于提审此案时，即已审度再三，原判一据律，再据礼，实无可指驳。但范念岵一片孝心，冀干母之蛊，成母之志，其心亦可嘉尚。……故有司断案，亦不可纯略迹原情。今本府为慰安孝子之心计，特取其无碍于律文者，而为而等判。夏氏尸体棺柩，依律应仍遵照原县判案，归入华姓坟墓，范姓不得争夺。但念范念岵以三十年抚养之恩，并不忍其母之失志，并不忍有父而无母，亦准予得变通办法，与华氏子康年一体斩衰三年，并仿古人魂葬之礼，另行招魂致奠，将夏氏生前衣服，附葬于范文六之墓，并许得称范夏氏。如是则律与情各不相仿，在华氏子亦可释争矣。且查律改醮之妇，虽有归后夫之家语，然使前夫家自愿收回者，在律亦并无禁止之明文。是范念岵招魂安葬之举，华氏子亦可无所用其争，且亦不必争矣。此判。(P45-47)
案件中机敏的司法官想出一个妙招，判夏氏尸棺与衣物分葬于两姓，这样就使得情法两平，纷争消除。
3、判决往往超出诉讼请求
　　官吏们的判决也经常超出法律的规定及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取重社会人情伦理风尚。如著名的“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一案中，乔太守的法定职责是确定骗婚者、犯奸者的刑事、民事责任，但他却不关心这一职责，反而充当家长，在公堂上为三对青年再定婚配。所作判词：
　　“弟代姊嫁，姑伴嫂眠。爱子爱女，情在其中。一雌一雄，变出意外。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燃；以美玉配明珠，适获其偶。孙氏子因姊而得妇，搂处子不用逾墙；刘氏女因嫂得夫，怀吉士初非?玉。相悦为婚，礼以义起。所厚者薄，事可权宜。使徐雅别婿裴九之儿，许裴政改娶孙郎之配。夺人妇人也夺其妇，两家恩怨，总息风波。独乐乐不若与人乐，三对夫妻，各谐鱼水。人虽兑换，十六两原只一斤；亲是交门，五百年决非错配。以爱及爱，伊父母自作冰人；非亲是亲，我官府权作月老。已经明断，各赴良期。”
　　通篇充溢人情味而无引据律法条文之迹象，被认为是成人之美、体贴人情的典范之作。
4、判决书之风格。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


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81号



《江苏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已由江苏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11年5月25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1年9月1日起施行。





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1年5月25日





江苏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

（2011年5月25日江苏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维护公众健康，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农产品生产、经营以及其他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协调本行政区域内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将农产品质量安全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和服务体系，明确各部门的工作职责，落实工作措施，保障农产品生产和消费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农产品生产、经营活动的指导，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服务机制，落实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责任，协同做好产地环境、农业投入品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包括渔业，下同）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产品质量管理，开展例行监测、监督检查以及农业投入品的监管和指导，会同有关部门组织查处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

县级以上工商、卫生、质量监督、商务、环境保护、食品药品监督、粮食等有关部门和当地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应当按照各自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现代农业建设，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支持农产品质量安全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先进安全的生产技术，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宣传，提高公众的质量安全意识，保障农产品消费安全。

第六条 支持、引导农产品生产者、经营者依法成立、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或者农产品行业协会。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产品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自律管理，宣传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为其成员提供信息、技术服务，指导其依法从事农产品生产经营活动。

第七条 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对社会公众负责，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







第二章 农产品产地



第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农产品产地安全监测管理制度，对农产品产地安全进行调查、监测和评价。

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的产地环境，应当按照规定每三年进行一次检测。

第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下列区域设置农产品产地安全监测点：

（一）工矿企业周边的农产品生产区；

（二）大、中城市郊区的农产品生产区；

（三）重要农产品生产区；

（四）国道、省道等重要交通干线两旁的农产品生产区；

（五）其他需要监测的区域。

第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农产品品种特性和生产区域大气、土壤、水体中有毒有害物质状况等因素，提出划定特定农产品禁止生产区的建议，经省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论证后，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

特定农产品禁止生产区安全状况改善并符合相关标准的，应当按照前款规定的程序进行调整。

第十一条 对不符合特定农产品产地安全标准的生产区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农业结构调整，并组织修复和治理。

第十二条 鼓励、支持农产品生产者按照国家规定的条件和程序，申请农产品质量安全产地认定。



第三章 农业投入品经营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加强对农业投入品经营的监督管理。

第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可能危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农药、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长调节剂、肥料等农业投入品进行监督抽查，并公布抽查结果。监督抽查不得收取费用。

第十五条 农业投入品经营者对其销售的农业投入品应当提供产品说明和安全使用指导，不得销售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农业投入品。

第十六条 农业投入品经营者应当建立农业投入品经营档案，记载其经营的农业投入品名称、进货来源、进货日期、进货数量、生产企业、生产日期、批准文号、销售日期、销售去向、销售数量、销售人员等内容。

农业投入品经营档案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二年。禁止伪造农业投入品经营档案。



第四章 农产品生产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指导农产品生产者执行有关操作规程和生产技术要求，推进农产品标准化生产，鼓励和支持生产优质农产品。

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应当加强对农产品生产者质量安全知识和技能的培训，指导和监督农产品生产。

第十八条 农产品生产者应当按照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和有关规定合理使用农药、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长调节剂、肥料等农业投入品，遵守安全间隔期、休药期等农业投入品使用制度和规范，不得超范围、超剂量使用农业投入品。

农产品生产者应当及时回收、清除农业投入品使用过程中的各种废弃物。

第十九条 农产品生产中禁止下列行为：

（一）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农业投入品；

（二）将人用药品作为兽药使用；

（三）使用农药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捕捞、捕猎；

（四）违规使用农药、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长调节剂；

（五）收获、屠宰、捕捞未达到安全间隔期、休药期的农产品；

（六）在特定农产品禁止生产区生产禁止生产的农产品；

（七）使用危害人体健康的物品对农产品进行清洗、整理、保鲜、包装、储运等；

（八）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条 农产品生产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应当自行或者委托检测机构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进行检测，向农产品采购者提供真实有效的质量合格证明和产地证明。

经检测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农产品，不得销售，并应当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销毁。

第二十一条 农产品生产企业、从事农产品生产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以及具有一定生产规模的农户，在生产活动中应当建立完整的生产过程和受检情况记录。具体的生产规模和生产记录格式由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农产品生产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二年。禁止伪造农产品生产记录。



第五章 农产品包装和标识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制度，加强农产品包装和标识管理，鼓励和引导农产品生产者、经营者对农产品进行包装和标识。

第二十三条 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以及从事农产品批发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对其销售的农产品应当包装或者采取标识牌、标识带、说明书等形式予以标识。包装的农产品拆包后或者散装农产品销售，应当在农产品容器、外包装上进行标识。

第二十四条 包装农产品的材料、容器和使用的保鲜剂、防腐剂、添加剂等，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强制性的技术规范。包装场所、用水等应当符合卫生要求，并配备必要的冷藏、消毒等设备。

第二十五条 农产品包装物或者标识应当按照规定标明产品品名、生产日期、产地、保质期、生产经营者名称和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有分级标准的，应当标明产品质量等级；使用添加剂的，应当标明添加剂名称和剂量。

农产品包装物或者标识所用文字应当使用规范的中文。标注的内容应当准确、清晰、显著，不得含有虚假、夸大的内容。进口农产品应当附中文说明。

第二十六条　在农产品或者其包装上使用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以及名牌农产品等标志，应当取得相应的证书。

禁止伪造、冒用、转让、买卖、超期或者超范围使用农产品质量认证认定标志。

第二十七条 属于农业转基因生物的农产品，应当按照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有关规定进行标识。



第六章 农产品经营



第二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农产品，不得销售：

（一）含有国家禁止使用的农药、兽药或者其他化学物质的；

（二）农药、兽药、饲料添加剂、生长调节剂等化学物质残留或者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

（三）含有的致病性寄生虫、微生物、生物毒素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

（四）使用的包装材料、保鲜剂、防腐剂、添加剂等不符合国家有关强制性技术规范的；

（五）依法应当检疫检验而未经检疫检验，或者检疫检验不合格的动植物及其产品，或者未按照规定佩带免疫和检疫标识的畜禽及其产品；

（六）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动物及其产品；

（七）其他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农产品。

第二十九条 实行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

进入农产品批发市场交易的农产品，应当具备有效的产地（检疫）证明、检测报告或者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等证书复印件（需加盖获证单位公章）。

无产地证明、检测报告或者未取得相关证书的农产品，经现场检测合格后，方可进入市场交易。

第三十条　农产品批发市场应当对进场交易的农产品进行抽查检测；发现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应当要求销售者立即停止销售，并及时向所在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报告。

第三十一条 农产品批发市场、农产品销售企业在农产品经营活动中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制度和经营管理档案，配备专（兼）职质量安全管理人员以及与交易量和交易种类相适应的检测设备；

（二）查验农产品检验、检疫合格证明以及其他证明；

（三）保证经营场所清洁卫生，对场地以及使用器械定期消毒；

　　（四）发现存在农产品质量安全隐患的，应当立即停止销售，并配合生产者召回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或存在农产品质量安全隐患的农产品；

（五）配合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

农产品批发市场应当与进入市场经营农产品的经营者签订农产品质量安全协议，明确质量安全责任；发现经营者有农产品质量安全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并立即向所在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报告。

第三十二条 农产品批发经营者应当建立农产品购销台账，如实记载农产品的名称、来源、销售去向、销售数量等内容。

农产品购销台账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二年。禁止伪造农产品购销台账。

第三十三条 农产品生产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现其生产的农产品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或者存在农产品质量安全隐患的，应当立即通知农产品经营者停止销售，告知消费者停止使用，主动召回其产品，并记录召回和通知的情况。

农产品经营者发现其经营的农产品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或者存在农产品质量安全隐患的，应当立即停止销售，并配合生产者召回已销售的农产品，通知相关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并记录停止销售和通知的情况。

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产品经营者召回其农产品时，应当向所在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报告，并对召回的农产品采取补救、无害化处理、销毁等措施。



第七章 监督检查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制定本行政区域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年度监督管理计划，并组织实施。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制定并组织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计划，对生产中或者市场上销售的农产品进行监督抽查，监督抽查不得收取任何费用。被抽查者应当予以配合，拒绝接受抽查的，对其农产品禁止销售。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查中，可以对生产、销售的农产品进行现场检查，查封、扣押经检测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农产品，依法对相关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或者提出处理建议。

第三十六条 省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农产品的监督抽检，监督抽检结果向社会公布；发现检测结果不符合相关标准的，应当向有关认证认定机构通报。

第三十七条 省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的考核管理。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经计量认证和考核合格后，方可从事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工作。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规定加强监管，对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农产品及相关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第三十九条 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查中，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及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协调配合，相互通报获知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及时查处违法行为。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上级人民政府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以及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本行政区域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应急机制，发生农产品质量安全突发事件时，发生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及时赶赴现场调查取证，并进行应急处置。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有奖举报制度，公布举报方式，并为举报人保密。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举报农产品质量安全违法行为。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农业投入品经营者未建立或者未按照规定保存农业投入品经营档案，或者伪造农业投入品经营档案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对农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对个人处以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使用农药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捕捞、捕猎的；

（二）违规使用生长调节剂的；

（三）收获、屠宰、捕捞未达到安全间隔期或者休药期的农产品的；

（四）在特定农产品禁止生产区生产禁止生产的农产品的；

（五）使用危害人体健康的物品对农产品进行清洗、整理、保鲜、包装或者储运的。

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农业投入品，或者违规使用农药、兽药、饲料、饲料添加剂的，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处罚。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一）出具虚假的质量合格证明或者产地证明的；

（二）伪造、冒用、转让、买卖、超期或者超范围使用农产品质量认证认定标志的。

第四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二项规定，农产品批发市场、农产品销售企业未按照规定查验农产品检验、检疫合格证明以及其他证明的，责令改正，并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四项规定，农产品批发市场、农产品销售企业发现存在农产品质量安全隐患，继续销售的，责令改正，并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造成严重后果的，吊销营业执照；

（三）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农产品批发经营者未建立农产品购销台账，责令改正，并处以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伪造购销台账的，责令改正，并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自2011年9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