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刑事诉讼回避主体

艾阳

回避的本意是“避忌、躲避”。回避是一项比较古老的诉讼制度。最早出现于司法审判之中，审判真正永恒的生命基础在于它的公正性，自古罗马以来一直流行于世的格言：“人不能裁判有关自己的审诉”，即要求任何人不得担任自己的当事人案件的裁判者，否则就违背了自然公正原则，他所主持进行的诉讼活动不具备法律效力。我国古代从唐朝开始，就对回避从法律上作了明确规定。《唐六典•刑部》中规定：“凡鞠狱官与被鞠人有亲属，仇嫌者，皆听更之”回避一词的运用，一般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任职的回避；一是执行职务的回避。回避的出现和对回避适用范围的扩大，都表明回避在确保刑事案件得到客观公正的处理和当事人、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中受到公正对待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是非常必要的。我国三大诉讼法都规定了回避制度以及必须回避的法定情形、适用范围、申请回避及审查决定的程序。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月31日印发的《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回避规定》），又从司法为民的角度，对当事人申请回避的权利范围做出了较为宽泛的解释，同时对法官的自行回避及必须回避的情形，包括离任法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的回避情形，都规定了更为严格的措施和严格的监督规定。但就回避主体而言，还未达到完善的程度，存在一些法律漏洞，结合理论与实践，谈如下看法：
一、现有规定的回避
主体回避，即哪些人员遇有法律规定的情形应当退出案件审理活动。《刑事诉讼法》第三章规定了适用回避的人员，《回避规定》也对回避的适用范围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和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回避的主体包括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回避规定》就除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以外人员的回避，作了特别规定。尽管总体而言，从历史上看，我国现行的回避制度非常严格，而且比其他国家的类似制度还要严格一些，但在我国目前司法实践的实际运作中，这里的回避主体规定尚未能够实现其初衷，在一些程序中，回避制度要么是消极的漠视，要么是积极、坚决的不执行，致使制度形同虚设。下面笔者将对现行回避制度的内容、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完善作如下分析：
第一，审判人员应当回避的情形。依照《回避规定》第1条在以下几种情形下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一）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与当事人有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及姻亲关系的；（二）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三）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勘验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四）与本案的诉讼代理人、辩护人有夫妻、父母、子女或者同胞兄弟姐妹关系的；（五）本人与本案当事人之间存在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这条解释事实上是对“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的说明，但还是在后面加了“存在其他利害关系”的兜底性条款。我们认为这个兜底性条款应指当事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特殊情形出现，而且这类特殊情形的出现应当视为其“与本案当事人之间存在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这类特殊情形，有明文规定的是：审判人员未经批准，私下会见本案一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辩护人的；为本案当事人推荐、介绍代理人、辩护人，或者为律师、其他人员介绍办理该案件的；接受本案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财物、其他利益，或者要求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报销费用的；接受本案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宴请，或者参加由其支付费用的各项活动的；向本案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借款、借用交通工具、通讯工具或者其他物品，或者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在购买商品、装修住房以及其他方面给予的好处的。我们认为，除此之外，当事人可举证证明关系密切的同学、师生、老上级、战友等亦应属回避主体范畴。同时我们以为，对于这些特殊情形的认定需有个标准问题，也就是说当当事人申请这些情形下的审判人员回避时需有一套完整的回避的决定程序，这在后面论及回避程序时将要详细介绍。
第二，离任回避。依照《回避规定》第4条，审判人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离任二年内，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审判人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离任二年后，担任原任职法院审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对方当事人认为可能影响公正审判而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不予准许本院离任人员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但是作为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监护人代理诉讼或者进行辩护的除外。与此解释有区别的是《法官法》第17条规定，内容为：法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二年内，不得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法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不得担任原任职法喊炖戆讣?乃咚洗?砣嘶蛘弑缁と恕Ｇ笆龉娑ㄌ讣?/SPAN>“提出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支持”，而《法官法》则规定“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和辩护人”，即无需异议直接回避。此处，我们认为还是应该赋予当事人异议权，否则一律回避也侵害了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当然对当事人的异议应设立相应的异议程序，要求有一定的证据证明“可能影响公正审判”，否则如果当事人不当行使诉讼权利，或提出超出法律规定的、过分情绪化的要求，都会造成诉讼权利的滥用，而有的法院过于照顾某些当事人的情绪，同意其不符合规定的要求，同样也会造成国家法律权威的降低，法官职业尊严的伤害，及诉讼拖延引起对方当事人的不满。
第三，诉讼代理人、律师的回避。按照《回避规定》第5条，审判人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的配偶、子女或者父母，担任其所在法院审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司法解释规定的理由是：“为严格执行宪法和法律，进一步落实和完善法律规定，从工作机制上防止和消除少数审判人员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确保司法公正，树立人民法院良好形象”。笔者丝毫不怀疑最高法院之初衷，但在立法技术上是欠考虑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该条解释却为立法所确认，《法官法》第17条第3款规定：“法官的配偶、子女不得担任该法官所任职法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无论是司法解释，还是立法，笔者认为均存在如下缺陷：（1）这些规定与《律师法》第3条第4款“律师依法执业受法律保护”相抵触，剥夺了律师的执业权利，也限制了当事人选择律师的权利；（2）立法有将国家义务强加律师的倾向。回避制度是为了让司法人员“避嫌”而设立的，是司法人员的义务，而不可以此要求律师，律师的工作具有个人性，要在法律规定和当事人授权的范围内尽心尽力为授权人服务，让律师回避无异于让当事人回避，而这于法于理都是说不通，也行不通的。（3）律师回避的规定侵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宪法》第125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我国刑诉法第11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是国家根本大法确定的一项诉讼原则，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则明确了辩护制度由“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两方面的内容组成，两者相辅相承，缺一不可，构成完整的辩护制度。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是指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有权依法自行辩护，也有权得到他人帮助进行辩护。律师辩护还有助于人民法院正确适用法律，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是诉讼民主的体现，在任何情况下，对任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不得以任何形式加以限制和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委托符合刑诉法规定的律师担任自己的辩护人为自己的辩护，而前述立法则限制了法律所赋予的委托律师辩护的权利。（4）未考虑地区差异，影响律师生存。《回避规定》实施以来，受到的影响有如雪上加霜。《回避规定》的执行，给部分律师的业务开展带来了消极影响，甚至严重危及个人职业信誉。《规定》的负面影响甚至波及部分律师生活。
第四，回避主体中的审判人员。依照《回避规定》，审判人员指的是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助理审判员。法院中的“其他工作人员”是指法院中占行政编制的工作人员。此外，人民陪审员、书记员、翻译人员、司法鉴定人员、勘验人员以及执行员在执行过程中的回避问题，均参照审判人员回避的有关内容执行。某类人员是否应回避，应当赋予当事人以选择的权利，而且有些回避原因的出现还需当事人提出，否则法院也无力纠缠于细枝末节，我们可完善相关人员参与司法活动的告知制度，如委托的司法鉴定人员名单应该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其他当事人，如果他们提出并有证据证明属于回避的情形之时，则应直接回避，而无需浪费精力，以免作出鉴定后，却被认定为应当回避的情形。
第五，程序回避。按照《回避规定》第3条，凡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审判人员，不得再参与该案其他程序的审判。本条规定主要是为了防止法官因为可能的“内心确信”而先入为主，产生可能的预断，以避免当事人产生猜疑，这样参加了第一审案件审理的法官，即使因某种原因被调至上一级法院的，也不能再参与该案的二审审理；发回重审的案件，原审审判人员因已参加了原审审理，不得参与该案的重审，等等。根据《回避规定》的立法精神，笔者认为，发回重审案件原审书记员不得再参加案件的重审，而司法实践中，考虑到情况比较熟悉，加上很多基层法院书记员人手少，往往交由同一个书记员记录，让随案书记员“从一而终”，理由是《回避规定》第3条只提到了“审判人员”，而未提及“书记员”，而实际上依据该规定，书记员、人民陪审员等的回避参照审判人员的回避执行，而且根据刑诉法第192条、第206条的规定，原审人民法院对二审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以及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有关案件一审或二审合议庭的全体成员，都属于回避的范围，所以司法实践中这种让书记员“从一而终”的做法实质上违反了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
第六，法律责任。依据《回避规定》第8条，审判人员明知具有应当回避的情形，故意不依法自行回避或者对符合回避条件的申请故意不作出回避决定的和审判人员明知诉讼代理人、辩护人按规定应当回避的，而故意不作出正确决定的，须依照《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试行）》的规定予以处分。
二、现有规定的漏洞
虽然法律对回避制度已有详细规定，但笔者揣测可能因为制度设计、立法技术和传统习惯的原因使制度漏洞的存在产生了契机。基于此，笔者拟对回避制度的漏洞和完善途径，做如下分析：
第一，未对审判委员会委员的回避问题作出明确有效的规定，回避制度对审判委员会委员几乎是形同虚设。我们知道，设立回避制度旨在从审判主体中立性的层面确保审判的公正性，审判中立性更为注重诉讼程序结构内部来确保案件的公正审理，也即法官应当与案件本身以及当事人双方及诉讼代理人无关联而保持中立的诉讼地位，也就是双方当事人保持同等的诉讼距离。从这种意义上说，审委会委员在必要的情况下予以回避，排除偏见，有利于保证诉讼的公正性。司法实践中，依据刑诉法和《回避规定》一些应当回避的委员不自行回避，当事人又无法申请回避，申请回避的权利被事实上剥夺，因为案件在审委会讨论之前，一般并不先期公布审委会委员名单，对当事人是相对保密的，而对当事人公开的合议庭却并不享有真正的裁判权。实践中，审委会委员不回避的现象降低了当事人对司法程序和审委会委员的信赖度，使得回避制度对审委会委员形同虚设，亟待具体落实。因为作为法院内部最高审判组织的审判委员会，虽然它不直接参与案件的开庭审理，但它对案件处理的讨论决定，独任审判员和合议庭却必须执行。针对前面提及的回避制度对审委会委员形同虚设的状况，笔者认为应当建立完善的回避告知和回避决定程序。依据《回避规定》，凡是应当提交审委会讨论的案件，先期公布审委会委员名单，保证当事人行使申请回避的权利。无论审委会以何种形式涉入案件的审判，合议庭都应当事前向当事人宣布本院审委会的组成人员，告知其有申请回避的权利，这样做避免了当事人申请回避权利无法行使的缺陷，保障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各级法院还应当制定具体的告知规则和形成完善的决定程序。如可规定：“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三天前以书面形式向当事人告知审判委员会委员名单，并告知其有权依法申请回避。
第二，未对院、庭长的“把关”是否应当回避的问题作出规定。司法实践中，我国刑事审判程序的运作仍未摆脱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就出现了院、庭长“把关”的情况，即院、庭长听取承办法官的汇报、签发法律文书、决定案件裁判结果，这样就使原本没有参加案件审理的院、庭长成为案件的实际裁判者，一旦出现“把关”的院、庭长应回避的情形，当事人无从行使申请回避权利，也就无法避免院、庭长因各种关系或利益而导致裁判不公。当然，院、庭长“把关”本就是违反法律的变态情形，常态的法律不应去迎合变态的现实，故解决问题的根本途迳是根除行政化管理模式，还“权”于承办法官，严格依法办事。笔者以为，法律和司法解释未就此规定本身就是一种“无奈”，这不是某个立法所能解决的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现有的行政化管理模式的制约，更多的则是传统的司法理念在作怪，如法官不敢随意“作主”、领导担心法官素质不高等。笔者的观点是在立法中规定院、庭长回避制度理论上是行得通的，但关键是院长、庭长、法官思维方式的转变问题，当然这种转变是在现代司法理念指导下进行的。
第三，未对二审程序中的回避作硬性规定。《刑诉法》第187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对事实清楚的，可以不开庭审理。这就明确了二审是以开庭审理为主，书面审理为辅，但司法实践中，受传统办案方式、法官素质、办案力量和交通条件等因素影响，大量案件是采用书面审理的。书面审理的办案流程大体可归结为：案件交给承办法官，承办法官经过阅卷后如形成一个“事实清楚”的内心确信，就只需作个“阅卷记录”，然后会见一下被告人，合议庭进行形式意义上的合议后，即可裁判。所以案件被告人和其他当事人只能通过裁判文书得知法官之名，实践中有的辩护人以为要开庭，却在其书面辩护词尚未交给法院之前收到了裁判文书。这样我们可以想见，即使二审中存在应当回避的情形，当事人也无法行使申请回避权，所以立法应当完善二审程序中开庭和不开庭审理案件回避程序。
第四，未规定司法机关是否属于回避的主体。司法机关在诉讼中应否回避的问题，在我国三大诉讼法均未提及，三大诉讼法对于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在诉讼中的回避却未作任何规定。仅1998年9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条规定：“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因案件涉及本院院长需要回避等原因，不宜行使管辖权的，可以请求上一级人民法院管辖；上一级人民法院也可以指定与提出请求的人民法院同级的其他人民法院管辖。”这个规定也将法院回避的原因局限于“涉及本院院长”，很显然，法律未规定司法机关是否回避是诉讼法上的一个缺陷。笔者以为，司法机关的回避不应局限于司法解释中的“涉及本院院长”的情形，因为司法机关还可能与当事人产生一些纠纷或者有利害关系的情形，据此，司法机关回避应当适用于如下情形：（1）司法机关是本案的当事人或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或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当事人有权要求其回避。如在刑事诉讼中，公安机关、检察院或法院曾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其他当事人有民事、行政纠纷，这时，司法机关就不应参与案件的侦查、起诉、审判等司法活动。（2）司法机关的主要领导或负责人是本案的当事人或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时，其他当事人有权要求其该主要领导或负责人所在的司法机关回避。因为该领导或负责人有实际控制和潜在影响该组织和组织成员的能力，仅仅要求其本人回避是远远不能消除人们对于司法机关办案公正性、中立性的怀疑。（3）是司法机关的成员因为公务行为涉及诉讼时，当事人也有权要求成员所在的司法机关回避。因为公务行为与组织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司法机关处于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可能会作出不利于公正的趋向。（4）下级司法机关的回避。在涉及司法机关回避的案件中，不仅该司法机关不能参加案件的办理，而且该司法机关管辖下的机关也不能参加案件的办理。
虽然我国的刑事诉讼回避制存在诸多缺陷，但在目前主要以实体公正为案件处理质量评判标准的司法现状下，加上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均未对申请回避权利予以高度重视，也就并未暴露出过多的问题。但随着我国法制的健全和人们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回避制度的缺陷也将会受到人们的充分重视。作为立法应当具有相当的前瞻性。笔者认为，在未来的立法中应当适当借鉴世界上许多国家采用无因回避制度的合理性部分，扩大回避的理由，将申请回避的举证责任归由司法官或司法机关负责承担，或者降低当事人证明回避理由成立的证明标准，以保障当事人申请回避权的有效运用。



卫生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财政部、农业部、国家人口计生委


卫生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财政部、农业部、国家人口计生委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农村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

2003年5月20日　　卫基妇发〔2003〕13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厅(局)、计委、民政厅(局)、财政厅(局)、农(林)业厅(局)和计生委：
　　为做好农村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根据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全国农村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方案》精神，卫生部、国家发改委、民政部、财政部、农业部和国家人口计生委联合制定了《关于加强农村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指导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
　　附件：关于加强农村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指导意见

附件：

关于加强农村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防治工作的指导意见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经过全国上下共同努力，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以下简称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疫情形势依然严峻。能否最终控制非典型肺炎的蔓延，关键在农村。为防止农村发生大的疫情，保护广大农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维护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以下简称《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有关规定和国务院有关指示精神，现就加强农村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农村防治非典型肺炎的指导思想和目标
　　各地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充分认识农村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立足于防大疫、抗反复，按照中央关于“沉着应对，措施果断；依靠科学，有效防治；加强合作，完善机制”的总体要求，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分级负责、依靠科学、依法管理的原则，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周密部署，层层设防，严防死守，尽一切力量遏制非典型肺炎疫情向农村扩散。力争做到：未发生非典型肺炎疫情的地区，当地不出现继发病例；已发生疫情的地区，把疫情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保证农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二、大力开展宣传教育
　　各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互联网等大众媒体，发挥乡村文化站、农技站、卫生院、计生服务站和人口学校、中小学、农民夜校等农村基层文化宣传阵地的作用，采取农民喜闻乐见的多种形式，宣传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农村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和总体要求，宣传《传染病防治法》和非典型肺炎防治的基本知识，使广大农村地区的干部群众了解如何保护自己和家人不被感染，并明确在非典型肺炎防治中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增强法制观念和依法防治意识。要使防治宣传进村入户，家喻户晓，让群众懂得非典型肺炎可防、可控、可治的道理，树立信心，消除忧虑和恐惧心理，体现对非典型肺炎病人、疑似病人及其亲属的关怀。
　　已经发生疫情的地区，要加强对非典型肺炎病人和疑似病人的宣传教育工作，使他们能自觉服从有关部门和组织的安排，主动接受检查、治疗，如实提供有关情况，配合实施隔离、留观等措施。对于个别散布谣言、组织封建迷信活动，干扰防治工作的违法人员，要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坚决予以打击。
　　三、做好培训工作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要尽快制定县乡村医务人员的培训计划，组织医学专家编写适宜教材并开展逐级培训，有条件的省区市可通过电视、光盘、录像、网站等远程教育手段进行。
　　县级医院和中心卫生院医务人员要掌握非典型肺炎的诊断、治疗、隔离、护理、疫情报告及自我防护等知识和技能。县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人员要掌握疫情监测、报告、流行病学调查、消毒、隔离及自我防护等知识和技能。一般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要熟悉非典型肺炎的临床症状、诊断标准，掌握隔离、消毒、疫情监测报告及自我防护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村级卫生人员应熟悉非典型肺炎疑似病例的判断、隔离、消毒、监测、报告及自我防护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要重视并做好乡镇领导、村干部、村民小组长、计划生育工作人员的培训工作，通过他们把广大农民发动和组织起来，形成群防群控的局面，并协助有关部门积极做好农村非典型肺炎病人、疑似病人及家属、密切接触者和返乡人员的思想工作，积极配合防治工作。
　　四、健全农村疫情监测报告体系
　　建立以县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为中心，以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和村级组织为依托，以村为基础的预防控制非典型肺炎疫情监测报告体系。要充分发挥基层计划生育信息网络的作用。乡村医生和计划生育人员发现可疑患者，应立即报告乡镇卫生院，乡镇卫生院要立即报告县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并采取相应控制措施。对疫情实行日报告和零报告制度，紧急情况随时报告。县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到疫情报告后，要立即派疫情应急处理人员调查核实，并向县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同时逐级报告上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县卫生行政部门接到疫情报告后，要立即向同级人民政府、上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卫生部报告。已发生疫情的地区，村委会要组织村医、村组干部和计划生育工作人员采取多种方式了解掌握村民有关情况，及时发现可疑患者及其密切接触者并立即上报。入户访视的，要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
　　按照防治结合的原则，加强县级医院和县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协调配合。按照卫生部明电〔2003〕49号通知精神，由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指派专业人员进驻指定非典型肺炎诊治医疗机构，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工作。
　　努力扩大信息来源和渠道，形成多部门协调配合，群众积极参与的工作机制。积极发挥基层计划生育组织在农村信息网中的作用，对农村流动人口的变动情况进行监测、汇总，为各级党委、政府提供决策参考。县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加强对农村信息网工作的指导，定期开展基层医务人员的培训和信息报告工作的检查。
　　五、及时有效处理疫情
　　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应成立由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医疗机构等单位参加的疫情应急处理队伍，以县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为主，开展非典型肺炎流行病学调查、监测和消毒等项工作。接到当地疫情报告后，要立即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制定防治对策，尽快控制疫情。
　　防治农村非典型肺炎，要努力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一旦发现非典型肺炎病人或疑似病人，应立即报告乡镇卫生院采取措施，就地实行隔离，并指导家人做好个人防护。县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到疫情报告后，应立即报告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和上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并迅速到达现场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及时通知县级指定专门机构派专用救护车将病人或疑似病人转运到指定医院进行诊断和治疗。同时，要指导乡村医生和村干部对病人或疑似病人的密切接触者实施医学观察，做好消毒、隔离等工作。一旦在某个村庄、乡镇出现严重疫情时，应及时报告上级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采取果断措施，实行部分住户或整个村庄隔离，坚决控制疫情向其他地区扩散蔓延。
　　非典型肺炎病人或疑似病人的家庭居所和其接触、停留过的房间、场所，应立即由县疾病预防控制机构采取消毒措施。发生疫情地区的公共交通工具要做好每日的消毒工作。对因患非典型肺炎死亡的，在消毒、防疫处理后，一律就近就地火化，不得乱埋乱葬。
　　六、加强对城市务工农民和返乡人员的管理
　　用工单位应采取积极措施，加强对城镇农民工的管理，宣传国家防治非典型肺炎的相关政策和措施，劝阻其不要返乡或向其他地区流动；要安排专人每天询问农民工的身体健康状况，坚决做到就地预防、就地观察、就地治疗，绝不能把非典型肺炎病人或疑似病人送回原籍或推向社会。
　　加强对返乡农民工、大专院校学生和其他人员的医学观察。要以村为单位，逐一登记从疫区返乡人员和跨地区流动人员，加强监测，发现可疑情况必须立即报告上级部门。在各县(市)长途汽车站、火车站、码头等交通站点，应设立非典型肺炎医学检查登记点，抽调足够人员为来自疫情发生地区的长途汽车、列车、船舶和航班到站的返乡人员实施卫生检疫措施(测量体温，询问有关症状)，并登记其姓名、性别、年龄和详细居住地。
　　对有发热等症状者，应立即留验，并通知当地疫情处理机构派专用救护车将其转送指定地点隔离观察。对确诊病人或疑似病人，县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和上报。对无症状者，各医学检查登记点应通知其家庭所在地乡镇政府，由当地政府组织人员对其实施医学观察。
　　对于前阶段未进行登记管理的地区，应立即组织力量对已从流行地区返乡并仍在疫病潜伏期内的人员进行逐个排查，按要求进行医学观察。
　　七、提高农村医疗应急救治能力
　　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应指定若干县、乡医疗卫生机构设立发热门诊、隔离留观室，隔离留观应有一定的隔离单间。接诊中一旦发现疑似病人，应立即收治到隔离室，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诊治或让病人自行前往其他医院就医。对确诊或疑似的非典型肺炎病人，应立即用专用救护车转送到指定的医院隔离治疗。接诊非典型肺炎病人或疑似病人的各类医院，要严格落实医务人员自身防护措施，防范院内感染。
　　每个地(市)要根据需要指定一所有一定技术能力的医院，作为专门收治非典型肺炎病人的定点医院，按消毒隔离的有关规定设立非典型肺炎病人或疑似病人的隔离病区，其中备有收治疑似病人的若干单间。长远性农村传染病防治体系建设，要纳入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建设规划中统筹安排。
　　各定点医院要备有呼吸机、床旁X光机、血氧饱和度监测仪等医疗器械和充足的救治药品，备有必需的消毒药械和个人防护用品，个人防护用品必须按要求储备。医护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配备专用救护车，及时转运在家庭、乡卫生院隔离的病人或疑似病人。必要时可由当地政府无偿征用有关部门和社会的适宜车辆，用于转运病人。
　　各地要根据实际需要，建立一支由省、市级医疗卫生机构临床医师、护士、医技和公共卫生人员组成的农村非典型肺炎疫情应急医疗救治队伍。临床医师中应配有呼吸科和重症监护科的医师，能独立处置呼吸衰竭重症病人。公共卫生人员应包括流行病学技术人员、消毒防疫人员等，能够开展相关流行病学调查、社会人群监测和公共场所消毒。配备必需的消毒药械、急救医疗器械、药品、个人防护用品和救护车，指导县、乡医疗卫生机构进行疫情处理和医疗救治。形成上级业务部门指导有力，当地诊断、转运、抢救病人及时有效的工作机制，最大限度地提高治愈率，降低病死率。
　　八、完善并落实相关经济政策
　　各地要坚决落实国家对农民(含农民工)中的非典型肺炎病人实行免费救治的政策。对农民中的非典型肺炎病人，医疗机构均采取记账制，在办理登记手续后直接按诊疗程序进行就诊、检查、留验、隔离、住院治疗等，不再交纳各项费用，包括患者住院期间的伙食费用。疑似病人留验隔离期间，检查和治疗也一律免费。所发生的救治费用由救治地政府财政负担。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困难地区原则上按50％给予补助。
　　对于医疗机构承担非典型肺炎防治任务所发生的门诊、病房基础设施建设、医疗设备、防护用品、车辆购置以及一线医务人员补助费用等，应由地方政府财政按合理需要予以保障，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困难地区县级医院发热门诊和隔离观察室应急改造及急需基本设备购置费用原则上按50％给予补助。
　　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建设，要根据国家关于2003年建成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网络的总体要求，加快实施。消毒车的购置由地方政府统筹安排解决。省级要组建应急医疗救治队伍，财政要保证支援农村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医疗队的所需费用。
　　救治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严禁擅自提高收费标准、乱收费等行为。卫生部门要及时了解医院救治情况和资金需求以及使用情况，并及时将有关情况审核汇总分别报同级计划部门和财政部门；计划和财政部门要及时安排应急项目，审核下达建设投资和拨付补助资金，必要时可预拨款项；民政部门要做好农村患者的贫困救助工作，切实解决由于非典型肺炎给个人、家庭带来的经济影响，避免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现象发生。
　　农业等部门要加强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防止借非典型肺炎防治名义向农民乱收费，加重农民负担。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不能以防治非典型肺炎名义，强行向村组、农户收取或摊派任何费用。向农民发放防治非典型肺炎宣传品，应当免费提供。对防治非典型肺炎的药品及防护用品，应当引导农民自愿购买，不得向农民强制收费。
　　九、大力开展农村爱国卫生运动
　　各地要认真贯彻“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推动卫生防病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充分发挥农村各方面的爱国卫生力量，积极开展农村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要广泛动员群众，积极开展以整治内外环境、清除垃圾污物、做好饮用水源和人、畜粪便卫生管理为重点的农村爱国卫生运动，改善农村卫生面貌，促进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
　　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
　　各级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要按中央要求对农村防治工作亲自抓，负总责。建立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制定农村防治非典型肺炎应急方案和保障制度，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农村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要以县为基本防治单位，统筹协调全县人、财、物等资源，统一指挥当地城乡居民、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的防治工作，形成县、乡、村一体防治，各部门分工合作的工作机制。
　　乡镇政府负责本乡镇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组织、动员与协调，督导各村落实防治方案。村委会要明确责任，组织和督促村民小组长、村民代表、乡村医生和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做好卫生科普宣传，报告可疑情况，做好家庭隔离及互帮互助等工作。
　　各级政府应成立督导小组，对基层防治工作进行认真督导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对于推诿、失职者应予以批评教育，造成后果者应予以行政处分，直至追究法律责任。
　　各地政府一定要从保护农民健康、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出发，充分认识做好农村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按照本指导意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农村非典型肺炎防治方案，加强组织领导，克服麻痹思想，抓住宝贵战机，确保各项工作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