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调解前置及其例外

　　　　　　　　　　　　　北安市人民法院 钱丽星

一、诉讼调解与调解前置
《若干规定》第十四条规定，下列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时应当先行调解：
（1）婚姻家庭纠纷和继承纠纷；
（2）劳务合同纠纷；
（3）交通事故和工作事故引起的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明确的损害赔偿纠纷；
（4）宅基地和相邻关系纠纷；
（5）合伙协议纠纷；
（6）诉讼标的额较小的纠纷。
但是根据案件的性质和当事人的实际情况不能调解或者显然没有调解必要的除外。
诉讼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当事人双方对争议的民事权益和法律关系，通过平等协商、互谅互让达成协议，终结诉讼所进行的活动和结案方式。
《若干规定》将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时应当先行调解的案件类型一一进行了列举，以便审判人员在具体操作时有章可循。之所以将这些案件确定为调解前置案件，是根据其自身性质决定的，这些案件主要有以下几类：
1.婚姻家庭纠纷和继承纠纷。由于这类案件的当事人之间存在着特殊的身份、血丝等关系，争议的内容不仅仅是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且涉及更深层的情感、心理等复杂因素。这类纠纷有一定的调解基础，当事人内心里更多的是希望既能解决纠纷保护自己的权利，又不伤和气，不撕破脸面，调解成功后社会效果往往比较好。
2.劳务合同纠纷案件。劳务是指不以实物形式而以提供劳动服务的形式满足他人其种需要的活动，通常提供劳务的人被称为务工人员或者雇工。对于劳务合同纠纷来说，务工人员的报酬可能涉及到其生存问题，当事人需要救济比较迫切，如果纠纷能够很快通过调解得到解决，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调解在这里可以缓和紧张关系，起到安全阀的效果。
3.交通事故和工伤事故引起的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明确的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这类案件如果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明确，责任区分比较清楚，争议不大，为了及时使受害者得到救济，采用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较为适宜，这样可以降低双方耗费的时间、精力和费用，使受害人得到合理的赔偿。既可以缩短获赔的期限，又能降低诉讼成本，也有利于当事人对调解协议的自觉履行。
4.宅基地和相邻关系纠纷案件。宅基地是指用于建筑记到的土地，包括建了住宅、建过住宅和决定用于建造住宅的土地。相邻关系是指相互毗邻的不动产所有人或者使用人之间在行使所有权和使用权时，因相互间给予使得或接受限制所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相邻关系纠纷包括相邻用水、排水关系纠纷及相邻采光、通风关系纠纷以及相邻土地使用关系纠纷等，对于这类纠纷，调解工作更具非常意义，在案件得到审结的同时也调和了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双方日后恢复正常的社会交往。
5.合伙纠纷案件。对一些合伙纠纷来说，合伙人常常有很长时间的合作经历，融洽的关系对彼此都是相当重要的，纠纷的发生并不意味着关系的必然破裂。而唇枪舌剑、互不相让的法庭辩论可能会使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这时调解显然更能满足当事人的需要，具有人际关系的调整功能，为当事人提供了一种制度性的对话渠道和斡旋中介，通过协商和妥协获得双赢的结果。
6.诉讼标的额较小的纠纷。对于这类案件，当事人一般都希望争议解决得越快越好，要求法院审理的时间能尽量缩短，从减少诉讼成本的角度来讲，调解解决纠纷也是较为有利的途径，同时符合国家司法资源合理配置的原则。
《若干规定》在规定了先行调解的一般情况后又以“但书”规定了除外的情况，即根据案件的性质和当事人的实际情况不能调解或者显然没有调解必要的除外。比如代位权案件、票据纠纷案件、确认身份关系的案件等就不能调解，这是由此类案件的性质所决定的。而根据当事人之间的分歧程序，显然无法调和的案件也应排除在外。对双方分歧太大，情绪极为对立，调解不成或无需调解的案件，应及时量，不能久调不决，以免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保护。
二、适用调解前置时应当注意的问题
先行调解也要遵循当事人自愿原则，法官不得强迫调解或者变相强迫。选择调解还是选择判决，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因为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对于当事人来讲，可能成本、质量、速度是不同的，当事人的需求也会有所不同。对于一个具体案件，是否采用调解的方式解决，不是以法官的意志为转移，而是以当事人双方的意志为转移。
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着“久调不决”、“以判压调”、“以诱压调”、“以拖压调”、等违反调解自愿原则的强制调解；加一方面，有些法官对调解存在轻视、厌烦的态度，注重对案件本身进行法理分析，不愿“浪费时间…‘和稀泥’”；调解方式简单，缺乏调解艺术，调解在许多诉讼中便成了走过场，许多原本可以通过调解使当事人化解矛盾、平息纠纷的案件以判决结案，反而加剧了矛盾。所以在法院调解的问题上，要避免走两个极端。同时应注意以下两个问题：（1）当事人之间的互相让步，不能违反国家的关法律的标上性规定；（2）当事人之间互相调解，达成协议，不能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一、“慎刑”

　　刑法的谦抑性，又称刑法的经济性或节俭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的预防和抗制犯罪”。【1】张明楷教授也指出：“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依据一定的规则控制处罚范围与处罚程度，即凡是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抑制某种违法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凡是适用较轻的制裁方法足以抑制某种犯罪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规定较重的制裁方法”。【2】此外有一些学者认为：“刑法谦抑性原则作为现代刑法的基本刑事政策，本质上是“慎刑”思想的体现，即在社会生活中刑法要严格控制其介入的广度及深度，避免其在规范社会生活的过程中侵犯公民的人权而引起国际社会对其保障人权原则的质疑。

　　刑法是我们惩治犯罪的最有力的手段，是其他法律的最后一道防线，这就要求刑罚不宜广泛的介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刑法本身是一种第二次评价规范的立法，是其他法律的后盾法也可以说它是其他法律的补充法，当出现了其他法律不能调合的社会矛盾时才可借助其帮助实现管理目的。因此，刑法应当注重自身的谦抑性。不能一旦出现了违背管理目的实现的行为就首先考虑使用刑罚手段予以打击，而是应该要抑制对刑法的使用。在司法环境中，我们也要考虑成本与收益的问题，应当尽可能以最小的支出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也就是说要在“慎刑”或“少刑”的基础上做到有效预防与控制犯罪。

　　二、启动刑法的标准

　　抑制刑法首先要从抑制刑罚权开始，刑罚权的启动应当要符合如下的几项的标准：（1）在大多数人眼里这种行为的存在对社会的危害是明显的，并且这种危害在大部分人和社会来看是不能容忍的；（2）对这种行为进行处罚是符合刑罚打击犯罪、管理社会目的的；（3）对这种行为进行刑罚打击是不会导致其他的对社会有利行为的禁止的；（4）对这种行为科处刑罚是不违背公平、公正思想的；（5）对这种行为进行入罪处罚处理时，是不会产生质与量的负担的；（6）对这种行为用刑罚处罚时是没有可替代的其他的处理方法的。所以，我们不能动不动就编制各种罪名来使行为人入罪，不能轻意使用刑罚实现管理意图，刑法这张法网不能越织越细密、越织越严苛。法律不是万能的，刑法当然也不例外。　

　　一般情况下，立法者都面临着这样一个基本问题：法律应该维护什么样的行为又应该禁止什么样的行为。其实，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题。立法者在设定某一个罪名时只能将那些严重危害国家、社会或者个人的行为规定在法律之中。而哪些行为是上述所列举的行为需要立法者根据本国的历史传统、国情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进行判断。此外，刑法制定后应该是要对公众的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也可以这么理解，缺乏实际有效性的法律比没有法律的负面影响更大，这是因为虚有其表的法律是会动摇群众对法律的信任的，导致的结果将侵损法律的权威。法律的权威一旦丧失社会将失控，而要修补这种“失控”付出的代价必将远远超过把一个原本失去秩序的社会引导为有序状态花费的成本。笔者要提出的是，立法者只需将那些被民众普遍抵制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即可。原因很浅显，只有被民众普遍支持、认同的法律才有群众基础才会顺利的实施也才能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

　　刑法的主要功能在于打击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保护公民个人的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把犯罪尽可能地控制在“不危及社会的根本生存条件，社会可以容忍的限度之内。”刑法谦抑性的内容主要表现在刑法的迫不得已性、有限性和宽容性。有限性表现为刑法在调控范围和刑罚手段的运用上应该是有限的；迫不得已性指不到万不得已不得把某种行为在刑法中加以规定，不到万不得已不得动用较重的刑罚。

　　三、非犯罪化

　　非犯罪化是谦抑性思想的核心内容。那么，什么是非犯罪化呢？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理论上有狭义、广义和最广义之争。我国学者一般将广义说作为非犯罪化的通说，最广义说、狭义说本文将不予赘述，仅简单介绍广义说。非犯罪化在广义说中的情形有两种。一是立法上的非犯罪化。一旦立法者认为被先前法律规定为犯罪的罪名再无必要继续存在，则应该将相关规定从法律中撤销，原来所规定的犯罪行为从而非犯罪化、合法化。也就是说，取消某些罪名，使这些行为不在受刑法调整。二是立法和司法上的非犯罪化。是指那些被现行刑法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但是这些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是足够大的情况下，再无借助刑罚打击的必要，通过立法或者司法不再认定为犯罪。

　　四、刑事条文并非越多越好

　　也许有的人会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是要尽可能多并且详细的制定刑事法律以规制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各种犯罪行为。其实，法治是一种政治生态，它与立法的繁简、严宽是没有必然的关系的。有时候越是完备和严苛法律，越往往是强权专制的社会，因为法律并不等同于法治。法治的原则就是要避免法律以及其他专横权力。刑法作为最严厉的法律一定是温良和谦抑的。刑法被人们所遵守，并不是仅仅依靠严苛和威慑力，与之相较，更重要的人们的内心的认同和敬畏。

　　
参考文献：

【1】 陈兴良著：《刑法的价值构造》，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3页。

【2】张明楷著：《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89页。


　　（作者单位：江西省黎川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