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伙民事主体资格探究

陈建梅


内容摘要：在我国，随着近年来各种合伙企业和组织的普遍发展，关于合伙的法律地位问题越来越受到民法学界的关注。本文对合伙的财产和责任这两个主要方面进行了分析，通过对合伙人出资、合伙财产性质以及合伙财产保全这三个方面的分析，解释说明合伙财产与自然人、法人财产的不同；通过对合伙人责任即补充性连带无限责任的分析，更进一步明确了合伙不同于自然人、法人的特性。从而得出结论：合伙应为独立的民事主体。
《民法通则》颁布前后，学术界有主张合伙是自然人和法人以外的第三民事主体的学说存在。对合伙，可以从两个角度加以认识。一方面，合伙是一种合同，它规定合伙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是合伙的内部关系。如果从合同的角度认识合伙，立法者会将其规定在民法典的债篇中；另一方面，在许多情况下，合伙合同又是不同于一般的行为性合同的组织性合同，合同订立的结果是一个经营主体的产生。因此，独资企业，合伙和法人，从来都是企业存在的三种形式。公司法中的无限公司，实际上就是合伙；两合公司，实际上就是有限合伙。《民法通则》未明确规定合伙为第三民事主体。但把合伙规定在关于主体的第二章，显然立法者受到了合伙为第三主体说的影响，具有承认合伙的主体地位的意图。1997年，我国已经制定了合伙企业法，更明确了立法者的这个意图。随着近年来各种合伙企业和组织的普遍发展，关于合伙的法律地位问题也越来越受到民法学界的关注。本文试图对合伙的财产和责任这两个主要方面的分析，通过对合伙与自然人、法人的比较，从而得出结论：合伙应为独立的民事主体。

一、关于合伙是否为独立民事主体的理论分歧

　　关于合伙的法律地位，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内容。从广义上讲，是指合伙的一切法律属性，包括合伙的概念、条件、名称、分类、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财产的归属、责任形式，以及是否为独立的民事主体等。从狭义上讲，合伙的法律地位，仅指其能否在法律上成为一类民事主体，享有特定的权利和承担特定的义务。本文所指的合伙的法律地位是指狭义。目前，关于合伙的法律地位在理论上形成了以下具有代表性的意见：
　　(一) 否定说。认为民事主体只有自然人和法人两种，个人合伙是自然人从事商品经济活动的特殊表现形式，属于自然人范畴；法人合伙是法人从事商品经济活动的特殊表现形式，属法人范畴，合伙是自然人和法人所派生出来的。
　　(二) 肯定说，承认合伙为“第三民事主体”，但其表述各异。具体来讲有四种不同的观点；其一，合伙应成为我国独立的民事主体，与自然人和法人并列，认为合伙具有民事主体资格。[1]（P128-131）其二，“基本承认合伙为独立民事主体，认为它是民事主体制度历史沿革的第二阶段，是自然人与法人之间的中介，是法人制度的萌芽。但该观点没有将合伙纳入民事主体制度中阐述，主要是在债权编中以合伙合同予以论述” [2]（P75）其三，合伙可以成为民事主体，但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1）需要有合伙字号，对外以合伙的名义进行民事活动。（2）需要有必要的登记制度。（3）需要有限制性规定，主要是限制具有民事主体资格的合伙再以合伙名义有参加其他合伙组织。[3]其四，应有条件的承认合伙为民事主体。其条件有：（1）必须有两个以上公民或法人按照协议组成，且参加人应合伙经营、共同劳动。隐名合伙不享有民事主体资格。（2）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和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3）合伙财产应当归合伙人共同共有，有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共同共有的财产一般应与其经营规模保持适当比例，必要时法律也可要求合伙人在申请登记时提供担保。（4）合伙组织一般应主要从事盈利性的经营活动。（5）要符合法定程序，即要经当地公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并发给营业执照方可开业。（6）合伙组织应有自己的字号和负责人，并能以字号名义对外进行民事活动。在民事诉讼中以依法核准的字号为诉讼当事人，并由合伙负责人为诉讼代表人。合伙负责人的诉讼行为，对全体合伙人发生法律效力。[4]
　　我认为，合伙在财产和责任方面区别于自然人和法人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应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同时，合伙由合伙合同和合伙组织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组成，前者是仅对合伙人有约束力的内部关系，后者是全体合伙人作为整体与第三人产生法律关系的外部形式。二者结合起来构成完整的合伙概念。而肯定说中的第二、三种学说分别侧重于合伙合同、合伙组织一个方面，这是不科学的。换言之，合伙应为独立的民事主体，但作为独立民事主体的合伙的内涵是特定的，即合伙是通过合伙合同而成立的一种团体组织，因而我们无须在承认合伙为独立民事主体这个前提下又强调合伙的合伙合同或合伙组织方面，否则在方法论和逻辑上是循环论证的。否定说的第四种学说就很科学。

二、对合伙财产的分析

　　合伙财产，主要涉及合伙人出资、合伙财产性质以及合伙财产保全这三个方面。通过对这三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合伙财产与自然人、法人财产的不同，以及现行立法在合伙财产问题上的得失。
(一）合伙人出资
《合伙企业法》第11条规定，合伙人可以用货币、实物、土地使用权、知识产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利出资，在这一点上，与股东向公司出资无异。该条第3款又同时规定，合伙人也可以用劳务出资，则与股东向公司出资有别。法律对合伙人和公司股东出资作不同的要求，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合伙企业是依合伙人的合意而成，其规模较小，设立灵活，只要合伙人协商一致，同意以劳务出资，法律则不加干涉；另一方面，则因为合伙人对合伙债务负无限连带责任，这与公司股东对公司债务仅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公司则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是不同的。因而合伙人的出资无须具有可转移、可随时兑现的功能。合伙人可以用劳务出资，这是合伙企业的一个特点。
　　共享收益、共担风险是合伙企业的重要特征。因而各国对以劳务出资的合伙人参与合伙盈亏分配均有规定，但其具体规定又各不相同：1?德国民法典第722条规定，损益分配比率未约定的，不论出资种类，各合伙人平均分配损益。2?法国民法典第1853条规定，只以劳务出资的合伙人，其分配利润及损失的比率与出资最少的合伙人的比率相同。3?台湾民法典第677条规定，以劳务为出资的合伙人，除合同另有约定外，不负担损失之分配。在我国大陆，对这个问题予以规定的是《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第48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的第32条。笔者认为后者的规定要优于前者，它借鉴了德国民法典的做法，规定“合伙企业的利润和亏损，由合伙人依照合伙协议约定的比例分配和分担；合伙协议未约定利润分配和亏损分担比例的，由各合伙人平均分配和分担”，将当事人自由原则这一合同法的最高理念，贯彻于合伙企业的利润分配和亏损分担上，从而充分尊重了合伙人的意思自治，既不歧视也不偏袒任何合伙人，可以充分保护合伙人各方的利益。
　　(二) 合伙财产性质
　　我国《民法通则》第32条对个人合伙财产的性质作了这样的规定：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而《合伙企业法》第19条规定：合伙企业存续期间，合伙人的出资和所有以合伙企业名义取得的收益均为合伙企业的财产。合伙企业的财产由全体合伙人依照本法共同管理和使用。它没有区分合伙人的出资和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也没有规定合伙财产性质。
　　对于这两个不同的规定，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合伙企业法》这一规定具有极大的科学性和灵活性，既吸收了《民法通则》的优点，也摒弃了其缺陷；既考虑到了合伙企业财产组成内容的复杂性，又照顾到了全体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财产进行共同管理和使用的权利与实际需要。因此，这是一条成功的法律规定”。[5]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存在着如下缺陷；将本已明确的财产关系模糊化，给合伙解散或终止时的财产处理带来困难，因此，《合伙企业法》第19条关于合伙财产的法律性质的规定与《民法通则》相比 似乎有不进却退之嫌。[6] 我认为，第一种观点显然在法理上是经不起推敲的。现代民法上的财产权制度，其本身并不是要模糊个人财产、合伙财产以及合伙财产内部构成的界限，而正是通过确定各种财产的法律性质，充分保护财产主体的权利及第三人的利益。对于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理应归全体合伙人共有，而合伙人投入的财产，它可能归出资人个人所有，也可能构成合伙人的共有财产，但均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因而，“《民法通则》第32条的规定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它对合伙人出资财产性质上的灵活规定，为合伙经营方式的充分发挥提供了法律依据”。[7]（P146）
　　(三) 合伙财产保全
　　合伙财产一般为全体合伙人共有，即使不共有，也应统一管理和使用，其目的在于维护合伙经营，并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和交易的安全。为了保障此目的的实现，《合伙企业法》第20、21、24、41和42条规定了合伙财产保全制度。
　　1、合伙财产分割的禁止。合伙人在合伙清算之前，不得请求分割合伙财产。
　　2、合伙份额转让的限制。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份额，须经其他合伙人的一致同意；合伙人之间转让份额，应当通知其他合伙人。
　　3、合伙份额出质的限制。合伙人以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出质的，须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否则其行为无效或作为退伙处理。
　　4、合伙债权抵销的禁止。合伙企业中某一合伙人的债权人，不得以该债权抵消其对合伙企业的债务。
　　5、合伙代位权的禁止。合伙人个人负有债务，其债权人不得代位行使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权利。
三、合伙的债务承担

（一）合伙人的责任
　　合伙人的责任，即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所负的清偿责任。责任是对债务的担保。合伙能力对外行使的结果之一，是合伙发生对第三人的债务。以何种财产作为经营体之债务的担保，构成区分不同民事主体的重要标准。自然人以个人的全部财产作为该种债务的担保，称之为个人的无限责任；法人以独立于法人成员的财产作为该种债务的担保，换言之，法人的担保手段不延伸于法人成员的财产，称之为有限责任；我国《合伙企业法》第39条规定：“合伙企业对其债务负责，应先以其全部财产进行清偿。合伙企业财产不足清偿到期债务的，各合伙人应当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一规定表明合伙人的责任是补充性无限连带责任。
　　1、合伙人责任的性质是补充性责任。合伙人承担合伙债务的顺序，决定了合伙人首先是以合伙的共有财产向债权人承担共同债务，然后再以个人财产承担连带责任。如果合伙的共有财产足以清偿合伙债务，则不发生合伙人的连带责任。
　　2、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即合伙人应以自己的全部财产承担合伙债务的清偿责任，这主要是由法律一般对合伙人的出资标的的种类以及出资数额的大小没有限制所决定的。在这里，关于合伙人的无限责任有一个问题值得探讨；法人能否承担无限责任?对这个问题笔者赞成这种看法，“‘无限责任’概念，是从承担责任的财产范围来讲的，不是以承担责任的财产价值理解的，毫无疑问，任何民事主体的实际财产总是有限的”，[8]（P149）因而法人是能够作为合伙人承担无限责任的，否认法人能承担无限责任，也将导致对法人的合伙资格的否认。
　　3、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合伙人的连带责任是法定责任，其责任规则为：(1)每个合伙人均对全部合伙债务负清偿责任，合伙债权人一旦要求全部、部分或个别的合伙人清偿，被要求者即有义务予以清偿；(2)其清偿行为，对其他合伙人也有清偿的效力；(3)若其清偿的债务超过应担份额，则其就超出部分对其他应担合伙人享有追偿权。
　　法人合伙在什么情况下承担连带责任也是有争议的。有学者认为，“根据《民法通则》第52条的规定，法人合伙只有在法律规定或协议约定负连带责任的情况下，才承担连带责任。因为，在法律无规定且不约定连带责任的情况下，法人合伙的合伙人不承担连带责任”。[9]（P186）实际上，《民法通则》第52条是关于合伙型法人联营的规定，但从责任形式上看，合伙型法人联营与法人合伙是不同的。[10]合伙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是一种法定的责任规则，法人合伙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均应承担连带责任，而法人联营成员对联营债务承担的连带责任不是法定的。
　　(二)对连带责任涵义的再探讨
　　在合伙人的责任中，实际上存在着两重责任关系，即合伙人与合伙债权人之间的连带责任关系，合伙人之间的责任分担关系。所以连带责任的承担，只是解决了外部责任关系，即对合伙债权的清偿问题，并没有解决内部责任关系，即合伙人之间的责任追偿和分担问题。
　　有学者在列举了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清偿的多种情况后，认为合伙人之间的追偿现象可能会错综复杂，因而主张“对于合伙企业解散后的债务处理，最好能一次予以确定。一次性确定应不违背两个原则，一是不能损害债权人利益。二是不得违背《合伙企业法》及有关法律规定”。[11]（P63）诚然，上述主张中的做法确有减少追偿之诉的作用，然而，简化诉讼的前提应是不妨碍债权人享有的连带债权的行使，不妨碍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合伙债务的一次性确定首先将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如果债权人没有放弃连带债权，则不能改变连带责任的适用。同时这种做法也不符合法律规定。连带责任是每个合伙人所应负的法定责任，合伙债务的一次性确定将使法律规则形同虚设。
(四) 双重优先原则
　　合伙债务，是指合伙组织于其存续期间，以组织的名义，在与第三人发生的民事法律关系中所承担的债务。合伙人因其个人行为所产生的债务，它不是合伙债务，而是合伙人的个人债务。
　　当合伙债务与合伙人个人债务同时存在，其承担债务的顺序应按照以下原则处理：合伙财产应首先用于偿还合伙债务，偿还之后若有剩余财产的，应根据各合伙人享有的财产份额进行分割，再分别用于偿还合伙人的个人债务；反之，合伙人的个人财产首先用于偿还个人债务，偿还个人债务之后若有剩余的，再用于偿还合伙债务。这就是国际上通行的“双重优先权原则”，该原则的重大价值在于：平等地保护了合伙的债权人和合伙人个人的债权人的利益。减少合伙人的连带无限责任之适用可能发生的消极后果。

四、合伙应为独立民事主体

　　民事主体的本质条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存在；二是国家法律的确认。民事主体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的产物，并须得到国家法律的确认。合伙能否成为民事主体，关键要看它是否具备以自己名义参加民事法律关系的条件。[12]笔者认为合伙已具备这种条件，其理由主要有：
对未成年人轻微涉暴案件构成抢劫罪的思考

张 鸣


在刑事诉讼中，对未成年人轻微涉暴以及向未成年人获取少量财物的案件，公安、检察两家对定性争议颇大。公安机关刑侦部门将此类案件一律以抢劫罪提请报捕、移送起诉，而检察机关普遍将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年龄作为划分罪与非罪的标准。即未成年人是否达到16周岁至18周岁，已满16周岁的一般以构成是构成抢劫罪，作出有罪不诉；不满16周岁的一律以不构成犯罪，作出无罪不诉。公安、检察两家对是否构成犯罪的标掌握相差甚远。现举例如下：
（案例一）犯罪嫌疑人严荣（1984年9月11日出生）、张发豹（1983年3月28日出生）抢劫一案。经检察院查明：2000年10月21日凌晨，犯罪嫌疑人严荣、张发豹与他人合伙，在本市某区月湖公园的凉亭内，采用摸裤袋的手段，劫得被害人俞云的人民币13元。案发后，追回赃款10元。犯罪嫌疑人严荣、张发豹与他人合伙抢劫，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但鉴于犯罪时未满18周岁，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是从犯，且犯罪情节轻微，决定严荣、张发豹不起诉。
（案例二）犯罪嫌疑人毛学主（1985年2月20日）伙同杨勇、励学辉、林金鑫抢劫一案。经检察院查明：2000年11月初的一天晚上，犯罪嫌疑人毛学主在宁波某学校教室内将被害人胡立挺（同学）叫到该校厕所内采用持刀威胁、打耳光、搜身等手段，从胡身上抢得人民币4.40元。同年11月13日下午，毛学主伙同杨勇、励军辉、林金鑫（均另案处理）在大闸路附近，采用持刀威胁、拳打脚踢等方式从胡立挺处劫得人民币95元，而后四人又将胡立挺和赵孝成（同学）带到包家村蔬菜基地附近，采用语言威胁方式从赵孝成处抢得人民币80元，并威胁胡立挺不许告诉老师。犯罪嫌疑人毛学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暴力、威胁手段，当场强行劫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但被不起诉人毛学主在归案后能检举揭发他人的犯罪行为，具有立功表现，且犯罪时未满16周岁，可以免除处罚。决定对毛学主不起诉。
（案例三）犯罪嫌疑人罗祥峰（1983年11月14日出生）、王海（1983年3月2日出生）抢劫一案。经检察院查明：2000年9月6日中午，犯罪嫌疑人罗祥峰、王海两人在某中学门口，将该校学生董某带至一偏僻处，然后对其采用拳打脚踢等手段，劫得董人民币7元。两犯罪嫌疑人无视国法，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当场采用暴力、胁迫手段，劫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但犯罪时未满18周岁，且犯罪情节轻微，可以免除处罚，决定对罗祥峰、王海不起诉。
（案例四）犯罪嫌疑人孙威伟（1984年12月3日出生）、邵鹏飞抢劫一案。经检察院查明：2000年10月下旬的一天，犯罪嫌疑人孙威伟、邵鹏飞（另案处理）在某区开心电子游戏房附近，采用打耳光，脚踢等手段从被害人方某处强行索取人民币15元。2001年10月21日，犯罪嫌疑人孙威伟、邵鹏飞在某邮政局附近拦住某中学学生王某，并向其索要钱财，另一学生陈某稍有不满，孙、邵二人即对其拳打脚踢，并继续向王某索要钱财，王无奈给了孙、邵人民币20元。犯罪嫌疑人孙威伟采用轻微暴力向未成年人索要少量财物，且作案时未满16周岁，属情节显著轻微，尚不构成犯罪，决定对孙威伟不起诉。
（案例五）犯罪嫌疑人黄君迪（1984年9月20日出生）、张飞龙（1984年10月30日出生）、王晴波（1986年1月26日出生）抢劫一案。经检察院查明：2000年3月份的一天上午，犯罪嫌疑人黄君迪、张飞龙、王晴波三人在某中学附近一小巷内采用拳打、脚踢、括耳光等手段，从被害人陈某（同学）处抢得人民币10余元。犯罪嫌疑人黄君迪、张飞龙、王晴波使用较轻微暴力强行索要其他未成年人少量财物，且作案时都未满16周岁，属情节显著轻微，尚不构成犯罪，决定对黄君迪、张飞龙、王晴波不起诉。
以上案件的案情并不复杂，却涉及罪与非罪的界限。不同的人民检察院对涉案人有些作出定罪不诉（相对不诉）、有些作出无罪不诉（绝对不诉），可见此类案件在定性处理上有一定的难度。在诉讼过程中，围绕着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意见分歧的焦点在于，对年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检察院普遍认为凡使用过暴力（轻微）或以语言相威胁，强迫他人（未成年人）当场交出钱物（不论数额大小），其行为完全符合抢劫罪的特征，构成抢劫罪。具体到个案考虑到涉案人犯罪时尚未成年，检察院大多依照《刑诉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抢劫罪定罪同时作出相对不诉。对构成犯罪这一点同公安办案单位的意见是一致的，但其在处理上仍然作出相对不诉的决定。与公安所期望的提起公诉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对年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虽然也采用以上手段，检察院一致认为可以考虑不认为是犯罪。这种以年龄（层次）作为定罪标准的法律依据是1995年5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办理朱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的规定：“对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出于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使用语言威胁或者使用轻微暴力强行索要其他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用品或者钱财的，可以不认为是犯罪”。各地检察院在司法实践中的确也是这样操作。对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质量是有影响的。笔者认为，对以上做法值得深入研究以期吸取教训。首先，应该明确不论涉案人是年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或是年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人均属未成年人。对未成年人我国民法规定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公民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才能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同样，我国刑法对年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年龄段的人所为的刑事行为也不是属于负完全刑事责任的时期，属于减轻刑事责任时期，所以法律规定对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把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可以不认为是犯罪。其次，以语言威胁和轻微暴力向其他未成年人强行索取少量钱物，均属情节轻微或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可以不认为是犯罪。依照刑法第十条和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可以对其作出其无罪不诉。（对毛学主采用持刀威胁除外）最后，抢劫罪是一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刑法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抢劫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由于抢劫罪不仅侵犯他人的财产权利，而且危及他人的人身安全，性质比较严重，所以在立法上对构成抢劫罪的数额和情节没有作限制性的规定。在一般情况下，对成年人的犯罪认定主要考察其是否存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否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是否实施了强行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符合的就构成抢劫罪。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认定抢劫罪根本不需要考虑数额和情节。尤其对未成年人是否构成抢劫犯罪侦查部门更加需要认真对待。根据我国刑法理论，具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而社会危害程度是由主客观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认定某种违法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不能只从形式上看其是否符合某种犯罪的基本特征，还必须综合考察各方面的情节来判断其社会危害性是否达到了应受刑事处罚的犯罪程度。如果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就属于一般违法行为而不构成犯罪，对抢劫罪的认定也应当如此。
在实际生活中，有些行为人特别是未成年人，虽然强行劫取了他人财物，但其强制手段并不严重，索取行为比较有节制，抢得的财物又微不足道，就可以认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只作为一般违法行为处理。就以上案件而言,涉案人有的作案时年满 14周岁未满16周岁，有的作案时年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多数采用拳打、脚踢或括耳光及语言相威胁的手段，多次向其他未成年人强行索取钱物，且每次索取得到的至多在10至20元不等的人民币。从其主体身份、作案的手段、选择的对象、选择的地点、索取的钱数以及行为的后果来看，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流氓习气的表现，其抢劫行为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可以不认为是犯罪。在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中已经体现了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这是多年来审判实践经验的总结。我们刑事侦查、起诉部门在承办年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轻微涉暴案件中不但要执行司法解释，更要准确把握《解释》的精神实质。

（作者单位： 宁波市公安局刑侦支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