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同效力

高原


内容摘要：
一、合同效力概述：合同的概念、合同的效力及类型；
二、 合同成立与生效的关系、特点；
三、 合同有效：概念、特征及条件；
四、 合同无效：无效合同的概念、特征、无效的原因、无效合同的分类；
五、 效力待定的合同：概念、特征、要件及表现类型；
六、 可撤销合同：概念、特征及权利的行使；
七、 可撤销合同与无效合同的关系；
八、 合同被确认无效和被撤销后的法律后果；
九、 几种特定情形下合同效力确认的专题讨论及评价
关键词：合同的成立 合同的效力 有效合同 无效合同 效力待定的合同 可撤销的合同 履行不能

一、 合同及合同效力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的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85条则规定：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对比来看这两个规定并无任何本质的区别，只不过是《合同法》把《民法通则》的“民事关系”具体指明为“民事权利义务”而已。根据《民法通则》中对合同的定义，有的学者认为该“协议”一词应包含双重含义：一为合同，二为合意。（1）所以有的学者也认为：合同本质上是一种合意，而合同的成立就意味着各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2）。这种理解应当说是比较正确的。那么，当事人各方通过订立合同的方式来进行交易，怎样才能使合同（也就是当事人之间的合意）被法律认可和保护，不论是在法学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都应着重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由于司法解释与法律规定之间的冲突以及司法实践中对合同的效力在理论认识上的不一致甚至是混乱，使得对其进行研究更具有强烈的实践指导意义。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一个基本前提是，《合同法》的一个主要目的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合同法》第1条）。因此，《合同法》应当激励交易而并不是加以限制，其显著的表现就是最大限度地使一个已经存在的合同合法有效而不是把大量的合同都认定为无效。同时，作为私法领域的一类重要民事法律行为，法律应充分保护公民的“自愿”而不必进行过多的限制和干涉。《民法通则》第85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合同法》第8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都具体规定了对依法成立的合同进行法律保护。因此对合同效力的认定就成了国家对合同的认可、保护与干涉的具体内容之一。根据合同法理论、《合同法》的现行规定及司法实践，我们可以把合同的效力主要分为合同有效、合同无效、效力待定和可撤销的四种效力类型，与此对应产生四种效力类型的合同，本文根据不同的效力状况进行相应的具体研究。

二、 合同的成立和生效
之所以要对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作出前置式的讨论，乃是因为其直接构成下文相关论述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笔者认为，合同的成立和生效应为两个性质不同的法律概念，尽管其二者具有较强的联系，但是其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不论是在合同法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合同法》第4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因此有的学者据此认为我国《合同法》主张的是合同成立与生效的统一论（即合同的成立和生效同时发生），而否认采用“分离论”（即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不同）的理论。这些学者认为“分离论”存在三个主要缺陷，其一“是把合同自由交给了当事人，而把合同的依法与生效留给了国家去评价，当成合同的外部因素”，其二便是“误导了当事人，它告诉当事人，只要坚持“合同自由”，合同即可成立，而合同是否依法和生效，则是国家的责任。”其三是“逻辑上错误，合同成立，意味着当事人应当依合同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但它又可能无效，又怎么能约束当事人，让当事人履行合同？”（3）笔者认为这种观点的理由并不充分，首先，根据《合同法》第44条来看，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意思，其一是合同应当“依法”，其二便是指出了合同生效的时间。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是依法成立的合同，则其生效的时间就是合同成立的时间。该条款尽管规定了大多数合同成立与生效时间的同一性，但并不表示合同成立与生效是完全统一的，在当事人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时也可适用。在现实中，很多合同都分为合同签订或成立的时间，而另定一个具体时间才让合同生效，也得到了法律的承认和认可。《合同法》第45条、第46条就对此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同时，该条规定也强调了合同成立的“依法”性，只有“依法”成立的合同，才有可能生效。这样会促使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必须“依法”，怎么会误导当事人呢？其次，该书作者对“分离论”的三个缺陷也都无法成立：第一，合同自由与合法并不矛盾，合同的成立本身就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而“生效”则体现出了法律对其认可和保护，这其中包含了法律对其订立合同行为的法律评价。第二个观点的担心也是多余的，因为只有“依法”才有可能“生效”，直接告诉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一定要“依法”，怎么会“误导当事人”？至于第三个观点更是有误，合同成立后未生效前，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不能受到法律的支持和保护，所以如果成立后未生效前根本就不必履行，也无法请求予以强制履行或承担违约责任。合同如果因违法而无效，相对方只能依据缔约过失等责任请求法律予以保护。所以，无效合同以及合同成立后生效前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根本就无法约束当事人，哪来什么“逻辑错误”呢？相反，该文作者在其随后的论述中不仅列举了“统一论”的例外情形，而且指出：“但即是规定了经批准、登记才能生效的合同，如果未经批准、登记，对该合同也不能都确认为无效，对于其中内容合法的合同，审判机关或仲裁机关应当尽量挽救确认其为未生效，让当事人补办登记，批准手续，补办以后仍应确认为生效。”（4）等等。合同既然未成立，那么让当事人补办登记、批准手续的依据何在？这才是真正的自相矛盾。因此笔者认为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应当是性质不同但又紧密联系的两个概念。而且《合同法》第45条、第46条等也规定了附条件和附期限合同才生效的情形，也证实了合同成立与生效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合同成立的制度主要表现了当事人的意志，体现了合同自由原则，而合同生效制度则体现了国家对合同关系的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反映了国家对合同的干预”（5）是不无道理的。
至于合同成立的条件，一般认为应具备以下条件：1、订约主体应为双方或多方当事人；2、具备法律规定的要约与承诺这两个阶段或过程；3、对主要条款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有些情形还需要某种形式作为载体来进行表现）。此外，对于实践性合同来说还应把实际交付物作为成立要件。（6）如果具备以上条件，合同就能成立。至于成立的合同是否有效，还得看其是否“依法”成立。只要是依法成立的合同，都应有效。

三、 有效合同
所谓有效合同，是指依照法律的规定成立并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法律约束力的合同。从目前现有的法律规定来看，都没有对合同有效规定统一的条件。但是我们从现有法律的一些规定还是可以归纳出作为一个有效合同所应具有共同特征。根据《民法通则》第55条对“民事法律行为”所规定的条件来看，主要应具有以下条件：1、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意思表示真实；3、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因为上述三个条件是民事行为能够合法的一般准则，当然也应适用于当事人签订合同这种民事行为。所以，合同有效的条件也应当具备上述三个条件，只不过是根据《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民法通则》中的“不违反法律”具体表现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同时结合到《合同法》第10条等规定来看，有些合同的生效或有效还要求合同必须具备某一特定的形式。因此笔者认为，以上四个条件也就是合同有效的要件。从《合同法》第44条来看，就是要“合法”。当然以上四个条件也都是《民法通则》、《合同法》的相关具体规定，只有符合这些条件，合同才能“合法”，也才会有“有效”的可能。
合同如果成立后生效，则会在合同当事人之间产生法律约束力。我国《合同法》第8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而且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如果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本条规定及合同的具体要求对方履行或承担违约责任。由于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起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所以如果第三人侵害合同债权时，另一方当事人只能依据《合同法》第121条的规定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也就是说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和现有的法律规定，有效合同的法律约束力仅限于合同当事人之间，对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并无法律约束力，很显然没有为守约方或受害方提供更加全面、有力的保护，有待于合同法的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
　　
四、 无效合同：
（一） 无效合同概述。
有的学者认为，无效合同“是相对有效合同而言的，它是指合同虽然成立，但因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公利益，因此被确认无效。”（7）并由此而推断其主要特征有：1、违法性；2、无效合同的不得履行性；3、无效合同自始无效；4、无效合同自然无效，无须当事人主张而可由法院或仲裁机构主动审查。并指出了无效合同由于没有法律约束力，因此应不属于合同的范畴。（8）另外有的学者认为“无效合同是指不具备合同的有效要件且不能补救，对当事人自始即不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应由国家予以取缔的合同。”（9）并据此认为其存在以下三个特征或要件：1、不具备合同的有效要件且不能补救；2、对当事人自始不应发生法律效力，3、由国家予以取缔。（10）第一种观点是基于合同成立与生效的“分离理论”而提出，指出了合同尽管已经成立，但由于其违法才导致无效；第二种观点基于合同成立与生效的“统一论”，认为无效的合同未成立亦未生效。如前所述，笔者认为由于合同成立与生效的“统一论”理论本身存在的现实中的非客观性和逻辑上存在自相矛盾，以及无法正确解释附期限、附条件及经特定程序合同才能生效等情形，而且也缺乏合同部分有效部分无效怎样确认其效力的理论基础，所以笔者对此观点不予赞同。笔者认为，所谓无效合同，是指合同虽然已经成立（并不一定“依法”），但由于其不符合法律或行政法规规定的特定条件或要求并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被确认为无效的合同。其特征为：1、合同已经成立。没有成立的合同当然无法进行讨论是否生效的问题；2、合同无效的效力表现在合同自始无效，也就是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3、合同无效的原因在于其违法性，而且是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主要是指义务性规定和禁止性规定（有的学者认为强制性规定主要包括这两种，但是有的学者却认为不仅包括这两种，应当还有其他的类型。限于本文的篇幅，本文就不再做进一步的阐述）。这其中包括了合同的主体、客体及内容等方面。但根据合同法的理论及《合同法》第54条等具体规定来看，笔者认为，无效的请求应为当事人的一项权利，国家不应主动干预。
（二） 合同无效的原因：
根据《民法通则》第58条的规定，以下情形的民事行为无效：1、当事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性民事行为能力人；2、当事人一方有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的行为；3、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行为；4、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国家指令性计划；6、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但《合同法》第52条却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其中有一个明显的区别是把《民事通则》第58条规定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的行为分为二种情形来处理：如果是损害了国家利益，属当然无效；如果是损害的是合同相对人的利益，则根据《合同法》第54条规定相对方可以要求变更或撤销，而不再一律认定无效，这不仅尊重了合同当事人的意愿，保护了当事人的利益，鼓励了交易行为，而且还减少了因合同无效而给社会带来的损失。笔者认为这一规定是正确的，也符合合同法理论与司法实践的发展方向。同时，《合同法》第53条规定：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一）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二）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这一条款属于合同法的强制性条款，就算是合同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了相应的内容，如果违反了《合同法》的这一规定，都应无效。笔者认为，《合同法》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以及对合同效力认定的重大贡献就是第52条第5项的规定，亦即规定了“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时该合同或该条款无效，这才是合同无效的根本性原因，甚至可以看作是判断一个合同是否有效的法定标准。从广义上来看，我们也可以把《合同法》第52条、第53条等规定都看作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同时笔者认为，应把“强制性规范”分为涉及刑事责任的强制性规范、行政责任的强制性规范、民事责任的强制性规范等类型。有些强制性规范如果当事人予以违反，有可能会因此而受到行政处罚甚至刑事制裁，但并非不一定会承担民事责任。只有合同一方当事人违反了会影响其民事行为及责任的强制性规范时，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才能对其作出相应的认定和处理。限于本文篇幅，在此就不再赘述。不管怎样，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应当严格按照《合同法》的这一规定来进行具体的分析、判断和处理。对照《联合国销售合同公约》第４９条等规定的关于合同无效的原因，笔者认为该公约的这一规定并不科学，而且混淆了合同有效、解除及无效的根本区别，我国立法不宜采取。
（三） 无效合同的分类：
有的学者认为，根据《民法通则》第55条的规定，应将无效合同合为三大类，即主体不合格、意思表示不真实及内容违反法律、社会公共利益。（１１）但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54条来看，意思表示不真实并不能导致必然无效，而且这种分类也很不科学。尽管在以前的司法实践中被广泛适用，但由于新的《合同法》第44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成立时生效，其根本性条件在于“依法”也就是“合法性”，所以笔者甚至有点武断地说：只要是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合同就是合法的合同，也才有可能生效，也就是“不违（非）法即合法”的观点。根据《民事通则》及《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的来看，无效合同违法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一方的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如果没有损害国家利益而只是损害了合同相对人的利益，则根据《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只能是可变更或撤销的的合同。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至于对此行为作出正确的界定，根据《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来看有两个显著特点：A、当事人出于恶意；B、当事人之间互相串通。由于其行为具有明显的不法性，因此应当确认无效。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这种合同尽管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是由于其合同的内容上的不法性，所以法律也应予以制裁，作无效合同处理。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由于公序良俗原则（也就是“社会公共利益原则”）是现代各国民法中的一项最基本的原则，所以现在各国都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我国《民法通则》第7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第58条也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所以此类合同依法不能予以保护，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笔者认为，《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这一规定才是整个合同无效制度的精髓和本质所在。前面所述的合同无效前三种情形主要从订立合同的程序或合同的形式中来认定无效的，“损害公共利益”才开始涉及到合同的内容，而只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才是无效合同，而且也是与其他效力类型的合同进行区别的根本性标志。所以笔者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对于一份已经成立的合同，只要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都应合法有效。也就是笔者在前面所提出的“不非（违）法即合法有效”的观点。只要合同中不存在阻却合法有效的法定事由（从广义上讲，《合同法》第52条等本身就是一条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就应依法认定为有效。这样既统一了合同效力认定的标准，也充分尊重了合同当事人的意愿，同时也缩小了无效合同的范围，鼓励了交易，不仅在法学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都是正确、可行的。
（四） 合同无效请求权的行使
对于合同无效的行使，《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26条规定：“宣告合同无效的声明，必须向另一方当事人发出通知，方始有效。”似乎也认为合同无效的权利与解除权一样为一种形成权，只要单方面作出即可。但我国的《合同法》并没有明确的相关规定。根据合同法理论及《合同法》中对合同效力的相关规定来看，在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作出合同无效的认定之前，该合同应该是有效的。因此笔者认为只有当当事人一方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提出认定合同无效的请求或主张时，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才能确认合同无效。笔者之所以坚持认为必须经当事人的申请或请求，主要是认为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不要主动去否认合同的效力。只要是不存在损害国家、集体或社会公共利益，都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对于某些不符合法定形式而又已履行或正在履行的合同，并无必要去宣告其无效。但如果合同损害了国家、集体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由于缺乏合同无效的请求权主体，所以允许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主动认定其无效。笔者认为这并不是说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对任何合同都可以主动干预其效力，而是由于请求权主体缺位而造成的。

五、 效力待定的合同
所谓效力待定的合同，是指合同虽然已经成立，但因其不完全符合法律有关生效要件的规定，因此其发生效力与否尚未确定，一般须经有权人表示承认或追认才能生效。（１２）有的学者认为主要包括三种情况：“一是无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和限制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订立的合同，必须经其法定代理人的承认才能生效；二是无权代理人以本人名义订立的合同，必须经过本人追认，才能对本人产生法律拘束力；三是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权利而订立的合同，未经权利人追认，合同无效。”（１３）《合同法》第47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经法定代理人追认后，该合同有效，但纯获利益的合同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而订立的合同，不必经法定代理人追认。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法定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第48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合同法》的这三条规定便是上述三种类型在法律规定上的具体体现。从上述规定不难看出，造成合同效力待定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主体及客体方面存在着问题。所以有的学者把其归结为三类：一是合同的主体不合格，其中分为无行为能力人的订立的合同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订立的合同；二是因无权代理而订立的合同，其中包括四种情形：1、根本无权代理；2、授权行为无效的代理；3、超越代理权限范围进行的代理；4、代理权消灭后的代理；三是无权处分行为。以上三种情形只有当法定代理人追认、本人追认或者有处分权人追认后方才生效，否则就不会发生法律效力。（１４）笔者认为，效力待定的合同已经成立，但由于其不符合合同生效的条件（亦即未“依法”成立），因此在《民法通则》及原《经济合同法》中将其归类到无效合同的范畴（参见《经济合同法》第7条第1款第3项）确有不妥之处。所以《合同法》在制订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如经相关权利的追认便具备了合同有效的条件，亦即解了“不合法”的问题，从而认定其为有效。这样既不损害国家、社会及公共利益，又充分尊重了当事人或相关权利人的意愿，应当该是符合客观事实要求的，也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这一规定应当是《合同法》的一大进步。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此类合同的根本特点就在于合同有效与否取决于权利人的承认或追认，这就是效力待定合同与其他效力类型合同相区别的主要标志。所以不论在法学理论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只要是权利人进行了追认，而且符合《合同法》第47条、第48条及第51条的规定，都应认定合同有效，否则就为无效。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应当根据这一标准来作出正确的认定和处理。
六、 可撤销的合同
可撤销合同，是指当事人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由于意思表示不真实，或者是出于重大误解从而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依照法律的规定可予以撤销的合同。一般认为，可撤销合同的主要原因是：1、缔约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这其中包括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等情形。《合同法》第54条对此作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2、合同是否撤销必须由享有撤销权的一方当事人提出主张时，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才能予以撤销，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一般是不能依职权主动来予以撤销的。这一点似乎更有强调的必要。在司法实践中，很多法院就不管当事人是否提出这一请求或主张就直接依职权来撤销了合同，实在是有越权之嫌。而且《合同法》第54条第3款还规定：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不得撤销。由此可见，撤销权是享有撤销权的当事人一方的一项权利，该当事人既可以依法主张，当然也可以依法予以放弃，这也充分地体现当事人的意愿。3、合同在撤销前应为有效。与合同解除不同，《合同法》第96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也就是说合同解除的意思表示只要到达了对方即告解除，所以很多学者普遍认为合同的解除权应属形成权。但合同的撤销却在法院或仲裁机构依法作出认定后才能发生法律效力，所以笔者不同意把合同撤销权当作一种形成权，而是认为其应属于一种请求权（限于本文的篇幅在此不作深入论述），只有享有撤销请求权的当事人主张或行使这一权利时，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才可对此请求作出判断、认定和处理。

七、 可撤销合同与无效合同的关系
无效合同与可撤销的合同都会因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而使合同不发生效力，从法律后果上来看具有同一性。但两者之间的区别也是比交明显的。有的学者认为，可撤销合同与无效合同的区别主要有3个，即：1、“从内容上来看，可撤销合同主要涉及意思表示不真实的问题。据此，法律将是否主张撤销的权利留给撤销权人，由其决定是否撤销合同。而无效合同在内容上常常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此类行为具有明显的违法性，因此对无效合同的效力的确认不能由当事人选择。即使对无效合同不主张无效，司法机关和仲裁机构也应当主动干预，宣告其无效。”（１５）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合同无效的主张或请求应当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的权利，其有权决定是否行使这一权利。由于原因上文已有较详细的论述，在此不再做论述。2、可撤销合同未被撤销以前仍然是有效的，而且根据我国《合同法》第54条、第56条的规定来看，撤销权人亦可要求不撤销合同而仅要求对合同予以变更，这就表明了可撤销合同并非都是当然无效，这可由享有撤销权的一方当事人进行选择。3、对可撤销合同来说，撤销权行使撤销权必须符合规定的期限，超过该期限，合同即为有效。但是，无效合同因其为当然无效，不存在期限制问题。（１６）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也是值得商榷的。首先，请求认定合同无效的权利应为请求权，理所当然应受到正确行使其权利的期限限制。其次，对于一个业已存在甚至履行完毕但却又依法应属无效的合同，更不能让其长久处于无效合同的不确定状态。这样很不利于交易的安全。所以笔者认为对于当事人请求宣告无效的权利也应规定行使的期限，以保证交易的稳定和安全。
八、 合同被确认无效和被撤销后的法律后果
合同被确认无效或撤销后将导致合同自始无效，这也就是效力溯及既往的原则。我国《民事通则》第61条规定：“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对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双方恶意串通，实施民事行为损害国家的、集体的或者第三人的利益的，应当追缴双方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集体所有或者返还第三人。”《合同法》第58第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第59条规定：“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 由此可见这两部法律的规定是基本相同的。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那么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后怎么进行处理以及负有责任的当事人应承担什么性质的法律责任呢？笔者认为，过错方应当依法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有关论述详见笔者所著“略论缔约过失责任”一文。“法律图书馆”网站中的“论文收藏”栏目）。根据我国《民事通则》第61条及《合同法》第58条、第59条的规定，当事人应当承担的责任类型主要有：1、返还财产（包含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时的折价补偿这一特殊方式）；2、赔偿损失；3、收归国有或返还集体、第三人。特别是第三种责任有时会超出民事责任的范畴，有可能会让行为人承担行政甚至是刑事责任。因此，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处理。
另外，根据《民事通则》第60条、《合同法》条56条、第57条的规定，当合同部分无效而并不影响其它部分的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而且当合同被确认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后，不会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条款的效力。由于这是法律所作出的特别的、强制性的规定，应当予以足够的注意。
死亡赔偿金的性质与处置
——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中的若干思考(十)　　　　
　　　　　　　　　　　　　　　　　　　　
四川精济律师事务所 何宁湘律师
　　　　　

　　[前面的话]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为“《解释》”或“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于2004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已有半年多了，尽管施行时间还非常短，《解释》试图表现我国人身损害赔偿的各种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不统一的意图，但也许事与愿违，目前《民法通则》、《国家赔偿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处于相同有效，并相互交叉适用的状态。对于这种状态，不论是寻常百姓，还是法律职业者学时都感到适用的困惑，这种困惑往往会给当事人带来其权利被法律规定的冲突所淹没。如案例，笔者同学牛某1998年被所在企业开除，由于企业未将开除决定送达本人，两年后的2000年12月方得知其消息，牛某到市劳动部门买一个关于劳动仲裁的小册子，学习了小册子中所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17号）》“第二十三条 当事人应当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六个月内，以书面形式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超过前款规定的申请仲裁时效的，仲裁委员会应当受理。”，便于2001年5月申诉到劳动仲裁委员，后被该劳动仲裁委依据《劳动法》（1995年1月1日施行）“第八十二条　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仲裁裁决一般应在收到仲裁申请的六十日内作出。对仲裁裁决无异议的，当事人必须履行。”的规定，以超过申诉期限为由被驳回申诉。而该《条例》至今未失效（见中国法院网 http://www.chinacourt.org/flwk/show1.php?file_id=17631），依据劳动法的规定，其申诉期限确已超过60天，但《条例》规定的六个月期限却至今未作修正，《条例》系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其法律效力仅次于《劳动法》，而6个月与60天的差异的结果却导致牛某的不服企业开除决定的申诉权、诉讼权均被法律规定的冲突“所误”，更为糟糕的是牛某的社保也自被开除之日所停止。
　　而《解释》虽对死亡赔偿金（包括残疾赔偿金）的性质作了确立，并由于相关法律与司法解释独立有效，无法完全统一到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上来（司法解释虽有“创立法律”的“权利”，但却没有统一法律规定的功能），因而社会各界对死亡赔偿金性质的认识也未统一，这里就会形成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以及相关案件的实践差异。本文对死亡赔偿金以及相关问题作粗浅的讨论。

　　一、死亡赔偿金性质的演变过程
　　1、职工死亡抚恤补助。
　　在《工伤保险条例》与《解释》之前，企业或事业单位大多执行的是因病死亡一次性抚恤(或工亡补助)10个月工资，因公（工）死亡20个月，烈士40个月，这是福利政策规定的性质。而《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为48-60个月，是保险赔付性质。
　　2、《民法通则》虽然作了总体民事侵权责任的赔偿规定，但其通篇只有第一条，即“第一百一十九条　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这一规定，虽然是赔偿性质的法律规定，但按此规定来计算，造成伤者的赔偿，可以达数万元甚至十几万元，但造成死亡的只能约数千元。因此当时社会上流行一句话“要撞就撞死”，119条的规定明显瑕疵在于：(1)、健康权远远高于生命权，人的价值被扭曲；(2)、残疾属于赔偿范围，而死亡只是支付一些“费用”，基本上是象征性的补助。
　　3、《民法通则》后的其他法律法规规定。
　　1988年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对维护公益而致害的损失赔偿、误工损失赔偿、医药治疗费赔偿、护理费赔偿、丧失劳动能力生活补助费赔偿、以及致死前、致残前受害人扶养的人的必要生活费的赔偿作了规定，对《民法通则》作了一些补充。
　　1991年9月22日《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失效]第37条规定“（五）残废者生活补助费：根据伤残等级，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计算。自定残之月起，赔偿二十年。但五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最低不少于十年；七十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八）死亡补偿费：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计算，补偿十年。对不满十六周岁的，年龄每小一岁减少一年；对七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最低均不少于五年。这里是“死亡补偿费”。
　　1993年2月22日《产品质量法》规定为“第三十二条　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人身伤害的，侵害人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抚恤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侵害人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应当赔偿损失。”
　　2000年5月8日《产品质量法（修订）》修改为“第四十四条　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人身伤害的，侵害人应当赔偿医疗费、治疗期间的护理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等费用；造成残疾的，还应当支付残疾者生活自助具费、生活补助费、残疾赔偿金以及由其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以及由死者生前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 “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侵害人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应当赔偿损失。”直接规定了“残疾赔偿金”与“死亡赔偿金”是个进步。
　　1993年10月31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一条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人身伤害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治疗期间的护理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等费用，造成残疾的，还应当支付残疾者生活自助具费、生活补助费、残疾赔偿金以及由其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四十二条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的，应当支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以及由死者生前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也使用了“残疾赔偿金”与“死亡赔偿金”。
　　1994年公布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国家赔偿法》，规定“第二十七条　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金按照下列规定计算：
　　（一）造成身体伤害的，应当支付医疗费，以及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减少的收入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五倍；
　　（二）造成部分或者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支付医疗费，以及残疾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根据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确定，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十倍，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造成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对其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
　　（三）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对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
　　前款第（二）、（三）项规定的生活费的发放标准参照当地民政部门有关生活救济的规定办理。被扶养的人是未成年人的，生活费给付至十八周岁止；其他无劳动能力的人，生活费给付至死亡时止。”
　　《国家赔偿法》较其他法律的具体规定在于：(1)、对残疾赔偿金与死亡赔偿金的赔偿计算作出了具体规定。(2)、规定了赔偿减少收入的标准。(3)、规定了赔偿生活费的标准。
　　4、地方法院的实践作法发生了变化。大约98-2000年期间，江苏、天津、吉林、湖南等高级法院承认死亡赔偿而舍弃“补偿、补助”，在赔偿项目认定上的同时也包括了人身损害赔偿与精神损害赔偿两个项目，一直延续到2003年。
　　5、最高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为其确名。
　　直到2003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法释[2003]20号)出台（但并未立即施行，而是与《道路交通安全法》、《工伤保险条例》配套），确认与确立了人身损害赔偿的两个重要赔偿项目，即死亡赔偿金与精神抚慰金。其中，对于精神损害赔偿，在2001年3月8日(3月10日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先行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解释》规定“第十八条　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此外，在《解释》前最高人民法院还出台了《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2001年1月10日，2001年1月21日施行)与《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1992年5月16日，1992年7月1日施行)，这两个司法解释仍采用的是“死亡补偿金”，但其因适用范围较小，实际影响不大。
　　经历了约15年的过程，虽然死亡补助发展到了死亡赔偿，但仍停留在死亡赔偿基础上的精神抚慰，人们仍无法直接理解与认识死亡赔偿的性质。多数人甚至法院仍认为死亡赔偿金属于精神抚慰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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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死亡赔偿金的性质
　　1、前面已述，对于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职工的死亡，其单位支付给死者亲属的款项，是依福利政策或福利待遇的、以精神为主物质为辅的、对未来生活的一些补助。由于是政策福利性的，它本身不就具有赔偿性质，甚至连补偿也谈不上。正所谓当时流行的“人都是国家的”，金钱就不重要了，故一般回避了侵权赔偿。
　　从实际发放操作来看，从事人事劳资管理部门、社保机构以及他们的从业管理者，均认为抚恤金与工亡补助金的发放的对象是死者的直系亲属。他们习惯认为，抚恤金与工亡补助金死者的亲人都有份，随之产生了一个问题，即这“份”是多少，是均分还是有所区分？由于缺少政策依据，最后多数人接受“遗产假说”的观点，即将此看作为“准遗产”，按我国《继承法》的规定办理来处置分配“抚恤金或工亡补助金”。这样的作法基于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抚恤是国家福利待遇，是国家给死者家属的关爱，是精神安慰而不是赔偿，即不具有民事赔偿的法律特征与属性；二是，减少不必要的纷争，化减矛盾，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单位领导与管理者的工作难度，“妥善处理”的工作目标成功率也较高。[5]
　　2、自《民法通则》施行至2003年12月期间，虽然法律对民事侵权责任的法律后果需要承担民事赔偿作出了文字条款规定，但不论在理论上，一般人们的认识上，还司法实践上，仍依赖在原有福利政策基础上，或称具体民事赔偿计算上不可避免地要以福利待遇标准相比较。形成这样的原因是我国在人身损害赔偿这块上长期立法混乱，政策观点为主导所致，同时也是过去的特定历史产物与渐进过程中必须，法学界的知晓侵权行为法的专家，法院系统的专家也不能左右。
　　由于我国法律长期以来基本不支持精神损害或者精神损失赔偿，至今也没有任何法律明确地直接规定民事侵权责任的精神损失赔偿（除原侵犯肖像权外）。而行政法规、政策规定根本就更不可能涉及到精神损失赔偿的问题。2001年3月8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该精神损害司法解释终于公开承认了民事侵权精神损害与赔偿，同时其又作出了“第九条　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一）致人残疾的，为残疾赔偿金；（二）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三）其他损害情形的精神抚慰金。”，从而将“死亡赔偿金”与“残疾赔偿金”人为地归入了精神抚慰之列。这样的做法可能有它的合理性方面，同时也暴露做出这种做法的诸多严重问题与隐患，人身损害的赔偿应当体现在财产损失赔偿与精神损害赔偿两个重要方面，按照该司法解释的规定，加害人支付了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也就支付了精神抚慰金，这起码在逻辑上也说不通，人为地将两个赔偿重要部分归为大小包含的一个简式赔偿，问题非常突出。
　　3、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对于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采用了“继承丧失说”原则来确定。
　　这点非常重要，可称之为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初步建立的标志。自然人因遭受人身损害而死亡，其权利能力消灭，法律主体资格不复存在，因此，死者不能以权利主体资格主张死亡赔偿。此时的赔偿权利人，实际上是死者的近亲属即间接受害人。对间接受害人而言，其因直接受害人死亡所蒙受的财产损失可以有两种计算方法，其一是以被扶养人丧失生活来源作为计算依据的扶养丧失说；其二是以受害人死亡导致的家庭整体收入减少为计算依据的继承丧失说。依据扶养丧失说，受害人死亡后，其生前依法定扶养义务供给生活费的被扶养人因此失去了生活来源，赔偿义务人对此应予赔偿。因此“继承丧失说”采用表明司法解释将“死亡赔偿金”的性质确定为收入的财产损失，而非“精神损害抚慰”。如果它属于精神抚慰，那么又回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之规定上，赔偿权利人只能获得一个财产损失赔偿，而不能另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即使提出，按照司法实践习惯做法，法院也给予支持，但其具体金额必然是少得可伶。在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前，重庆、四川高级法院行文以完全突破了以往实践的限制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四川地区精神抚慰金的上限是5万元；重庆市地区最高不超过10万元。[3]、[4]
　　其次，既然司法解释已清楚地划分收入的财产损失赔偿与精神损害赔偿，从逻辑上讲，财产损失赔偿就不是精神抚慰。其次，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假设未死亡可能获得的收入的赔偿，从死亡发生收入就没有了，这对于死者以及其亲属（死者身前直接供养人，包括非亲属的直接供养人）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损失，这一损失是损害行为的因果关系，即侵权行为所致，理应赔偿，当然是财产赔偿，而不是补助，更不是精神安慰。
　　第三、简单比较，财产损失赔偿与人的生命期限有关，而与死者亲属遭受的痛苦无关；精神损失赔偿直接与死者亲属所遭受的精神打击、损害程度相关，而与死者的生命期限无直接关系。即使死者生前没有工作或收入也要赔偿（即法律预设），而精神损害赔偿在理论上必须是伤者或死者亲属实际遭受精神损害方可请求赔偿。很显然，死亡赔偿金的对象直接是死者，而精神损害赔偿的对象是死者亲属，或者伤者本人以及伤者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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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死亡赔偿金的相关问题
　　自《解释》生效以来，人们对死亡赔偿金的性质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可谓众说纷纭，主要争论的原因是死亡赔偿金对赔偿权利人的法律属性，其法律属性直接关连到赔偿权利人对死亡赔偿金的权利与分配，以及与死者生前形成债权债务关系中的债权人（本文简称：债权人）能否对此主张权利等诸多相关法律问题，即赔偿权利人之间、赔偿权利人与死者生前债务关系中的债权人之间，因死亡赔偿金而形成了利害关系，已有多起对薄公堂。在众多的意见中，归纳起来不外乎集中到两种观点，其一，是收入财产损失赔偿属于遗产，应当用其偿还死者生前债务；其二，是精神赔偿不是遗产，死者亲属人人有份，这些亲属不承担死亡生前债务。
　　1、死亡赔偿金不属于精神抚慰，这一点不容置疑。
　　2、死亡赔偿金不能简单认定为一般意义上的遗产。
　　假设，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属于财产损失赔偿的前提下，按照我国《继承法》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的规定，死亡赔偿金具有遗产的全部法律特征，应当是遗产。如果作简单的认定就会出现的诸多相关问题。按照我国《继承法》规定，一般情形下，遗产应当由法定继承人按份承继，而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的收入损失赔偿，死者的收入应纳入家庭整体收入，除去死者个人使用、家庭或个人积累外，对于家庭成员以及非亲属供养人的使用比例不可能是按份的，一般讲孩子、老人使用要相对多些，如果按份继承，就会出现赔偿权利人的利益失衡，无法做到相对公平。按照遗产承继，死者生前供养人中的非亲属被抚养（被扶养人）或者非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就不可能获得救济，这样也失去了司法解释的原意，因此，不能简单地将死亡赔偿金认定为一般意义上的遗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司法解释已作了处理，只是争论者没有注意到，没有从宏统一地理解与体会《解释》立意罢了。
　　另外，不少的人错误地认为，死亡赔偿金不是针对死者，而是因对家庭整体收入损失的赔偿，这一赔偿属于家庭全体成员，而不属于死者的财产，不能看作是财产，因此不属于遗产。这种观点误区在于：死亡赔偿金的对象不是死者，骨子里是将死亡赔偿等同于职工福利待遇中的抚恤（工亡补助），只不过是变换一种说法而已。对于这一观点，用残疾赔偿金一比较就知道不能成立，在有死亡的人身损害中，由于死者获得赔偿的主体资格已不存在，其赔偿权利人自然是其法定身份的相关人。而在造成人身残疾损害中，处于第一地位的赔偿权利人就是伤者本人。在各赔偿项目中，残疾赔偿金的主体资格是唯一的，即伤者。按照它们的观点，就会形成残疾赔偿金是家庭全体成员（这里暂不讨论“家庭全体成员”概念的周全性）的权利的错误认识与导致纷争可能。
　　3、死亡赔偿金应分情形进行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