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权属确认暨遗产继承纠纷的法理识别/张生贵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26 07:3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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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权属确认暨遗产继承纠纷的法理识别
简要案情：
刘明与刘振系同胞兄弟关系，双方的父母在城市郊区留有两处房地产，其中的一处由弟弟刘振居住，另一处空置，哥哥刘明起诉，要求确认空置的房院权属归其所有，法院经审理后裁判此处空置房屋的所有权归刘明，刘振不服一审判决，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
裁判要旨：
本案中经在队批准，原被告的父母于1978年在北京某区城郊建房十间，刘明虽然主张建房时具有出资，但未出具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不予采信，1987年所建房屋应属原被告双方父母共同财产，现刘明主张所有权的东侧四间房屋于1991年由刘明出资，在父母主持下进行修缮，故该四间房应为双方父母与刘明三人共同共有，法院确认刘明具有百分之四十份额，双方父母占百分之六十份额。因双方父母去世后未留有遗嘱，刘明对口头分家一则未能举证，故该部分财产份额应由继承人分割。对于东四间，因系原被告双方及父母四人共同建成，应为四人共有，原告与被告各占百分之二十五的份额，至于具体分割方式，本院认为刘振现居房屋虽于1991年翻建，但上述房产属父母所有房屋的价值转化，基于公平原则，并考虑现居住实际情况，应以刘明取得房屋所有权，并由其向刘振进行相应的价值补偿为宜。因长女、次女、三女、小女均放弃继承，故放弃部分应以法定继承方式，由其他继承人予以继承，据此，依据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位于郊区房屋及全部地上物归原告刘明所有，院落由刘使用。原告纵使被告补偿折价款九千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任何地方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证据显示：
原被告各自向法院提供了亲属关系证人证言，现状照片，村委会证明等。
争议焦点：
不动产权属如何确认？遗产份额如何划分？原有产权人去世后，能否将该房产再确认为与他人之间的共同共有关系？家庭成员之间即无书面约定，家人之间对口头约定不予认可，如何确认此部分产权归属？
裁判事实：
刘振与刘明系同胞兄弟关系，双方的父母分别与1997年12月、5月去世。刘明自1976年离家，1979年提干转为非农户口，无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刘振有兄妹七人，均放弃继承权，哥哥于1981年意外身亡。1978年经当时的大队革委会批准，父母在位于城郊建房九间，1989年父母将其中的北房五间分配给刘振居住，另四间一直由父母居住，将九间房分成东西两个宅院。1991年刘振对西院五间北房进行翻建，并一直居住至今，1994年该西院五间北房的权属变更在刘振名下。1997年，刘振的父母去世后，由刘振使用父母遗留的四间房，1998年刘振在该院内办养殖业，刘明城区有自己的私产楼房。
法理辩析：
1、确权要具备基础事实：
刘明诉求确认诉争院落及房屋的权属归其所有，诉状请求和内容系物权确认，但法院对诉求确权的案件依照继承法规定处理，导致诉判矛盾。
刘明提请确权诉求时，未能提供不动产权属归其所有的证据，法院在无证据证明的前提下，将父母所有的房屋确认给刘明所有，缺乏基础。
如按继承权纠纷审理，诉争的院落产权登记在刘振之父母名下，其他继承人主动放弃继承权，依法应由刘振与刘明按继承法规定继承，各占百分之五十权属。
2、“今人”与“古人”能否共同共有：
刘明不能提供翻建房屋的证据，法院确认诉争房为刘明与父母共有产权，判决查明部分“刘明出资在父母主持下对西侧四间房进行修缮”；“该院落另有东厢房四间系父母与原被告共同建设”，系认定事实不清。判文前述“所建房屋应属夫妻共同财产”，后又述“现刘明主张所有权的北侧四间房屋由刘明与父母共同共有”，前后矛盾的裁判，属基本事实认定错误。本院认为部分：“刘明虽主张建房时有出资，但未出具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对其主张不予采信”，但裁判结论中又判归刘明，导致判词与裁决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3、物权确认可否适用“酌情”：
原审将刘振父母的房产权属酌情给刘明“百分之四十份额”，支持理由为“公平原则”，将刘振早年取得权属的房产挪到此案中作为给刘明确权的铺垫，这份酌情似乎缺失法律基础。 法院确给刘明百分之四十权属，但把刘振翻建房屋写成父母房屋的价值转化，有些免强之理。
继承权或不动产确权纠纷案件中，法官的“自由裁量”缺乏法律依据。继承法规定的基本原则是：人民法院在分割遗产中的房屋、生产资料和特定职业所需要的财产时，应根据有利于发挥其使用效益和继承人的实际需要进行处理，法律没有诸如本案当中和稀泥式的自由裁量权酌情思路。诉争院落房屋一直由刘振使用，刘明从未使用过，刘明在城区有私产楼房。
4、办案思路与司法实践：
诉由“确权”，判词“继承”，发生诉判分离；委托评估重置价，但裁判分配院落，使客观价值较高的宅地与价值低的地上物按份额划分后折偿，不能算是坚持司法公平原则。民事诉讼法规定“无诉不理”原则，当事人无诉、无争、无异议的财产，法院系授来之权，应无权涉及，但法院却把刘明未诉、自始至终未发生争议的财产纳入到裁判范围，与中立裁判原则不相融。
宅地继承裁判原则-----面对现实，尊重历史：
刘明自己有城区商品房，不存在居住困难，还有固家的工资收入，户口不在本村，并非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此次起诉目的为的是将来农村改造拆迁补偿；刘振一直在农村，无固定收入，对父母照顾较多，理应适当得到较多的遗产。原被告的父母身前已经将自己的财产做过处置，司法应当尊重二十年前对财产的处置，不可从主观上再对二十年前就分配完的财产予以酌情。刘振的父母当年处分财产时，已经考虑家庭成员之间的公平。诉争房屋四间一直由父母居住使用到去世，并未分配，利害关系的证言相互矛盾，陈述模糊，不能成为确权的证据。
根据以往的司法实践，如有子女为父母出资，依照法律规定，在没有书面约定为共有的前提下，只能算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资助。
本案中刘明未与父母存在共同共有的意思约定，父母去世后任何人均无权违背父母意愿言称与父母共有。法院从中将原被告父母的财产宣布共同共有，违背法律原则，应当尊重实际使用和管理现状为裁判依据。
简要案情：
刘明与刘振系同胞兄弟关系，双方的父母在城市郊区留有两处房地产，其中的一处由弟弟刘振居住，另一处空置，哥哥刘明起诉，要求确认空置的房院权属归其所有，法院经审理后裁判此处空置房屋的所有权归刘明，刘振不服一审判决，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
裁判要旨：
本案中经在队批准，原被告的父母于1978年在北京某区城郊建房十间，刘明虽然主张建房时具有出资，但未出具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不予采信，1987年所建房屋应属原被告双方父母共同财产，现刘明主张所有权的东侧四间房屋于1991年由刘明出资，在父母主持下进行修缮，故该四间房应为双方父母与刘明三人共同共有，法院确认刘明具有百分之四十份额，双方父母占百分之六十份额。因双方父母去世后未留有遗嘱，刘明对口头分家一则未能举证，故该部分财产份额应由继承人分割。对于东四间，因系原被告双方及父母四人共同建成，应为四人共有，原告与被告各占百分之二十五的份额，至于具体分割方式，本院认为刘振现居房屋虽于1991年翻建，但上述房产属父母所有房屋的价值转化，基于公平原则，并考虑现居住实际情况，应以刘明取得房屋所有权，并由其向刘振进行相应的价值补偿为宜。因长女、次女、三女、小女均放弃继承，故放弃部分应以法定继承方式，由其他继承人予以继承，据此，依据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位于郊区房屋及全部地上物归原告刘明所有，院落由刘使用。原告纵使被告补偿折价款九千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任何地方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证据显示：
原被告各自向法院提供了亲属关系证人证言，现状照片，村委会证明等。
争议焦点：
不动产权属如何确认？遗产份额如何划分？原有产权人去世后，能否将该房产再确认为与他人之间的共同共有关系？家庭成员之间即无书面约定，家人之间对口头约定不予认可，如何确认此部分产权归属？
裁判事实：
刘振与刘明系同胞兄弟关系，双方的父母分别与1997年12月、5月去世。刘明自1976年离家，1979年提干转为非农户口，无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刘振有兄妹七人，均放弃继承权，哥哥于1981年意外身亡。1978年经当时的大队革委会批准，父母在位于城郊建房九间，1989年父母将其中的北房五间分配给刘振居住，另四间一直由父母居住，将九间房分成东西两个宅院。1991年刘振对西院五间北房进行翻建，并一直居住至今，1994年该西院五间北房的权属变更在刘振名下。1997年，刘振的父母去世后，由刘振使用父母遗留的四间房，1998年刘振在该院内办养殖业，刘明城区有自己的私产楼房。
法理辩析：
1、确权要具备基础事实：
刘明诉求确认诉争院落及房屋的权属归其所有，诉状请求和内容系物权确认，但法院对诉求确权的案件依照继承法规定处理，导致诉判矛盾。
刘明提请确权诉求时，未能提供不动产权属归其所有的证据，法院在无证据证明的前提下，将父母所有的房屋确认给刘明所有，缺乏基础。
如按继承权纠纷审理，诉争的院落产权登记在刘振之父母名下，其他继承人主动放弃继承权，依法应由刘振与刘明按继承法规定继承，各占百分之五十权属。
2、“今人”与“古人”能否共同共有：
刘明不能提供翻建房屋的证据，法院确认诉争房为刘明与父母共有产权，判决查明部分“刘明出资在父母主持下对西侧四间房进行修缮”；“该院落另有东厢房四间系父母与原被告共同建设”，系认定事实不清。判文前述“所建房屋应属夫妻共同财产”，后又述“现刘明主张所有权的北侧四间房屋由刘明与父母共同共有”，前后矛盾的裁判，属基本事实认定错误。本院认为部分：“刘明虽主张建房时有出资，但未出具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对其主张不予采信”，但裁判结论中又判归刘明，导致判词与裁决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3、物权确认可否适用“酌情”：
原审将刘振父母的房产权属酌情给刘明“百分之四十份额”，支持理由为“公平原则”，将刘振早年取得权属的房产挪到此案中作为给刘明确权的铺垫，这份酌情似乎缺失法律基础。 法院确给刘明百分之四十权属，但把刘振翻建房屋写成父母房屋的价值转化，有些免强之理。
继承权或不动产确权纠纷案件中，法官的“自由裁量”缺乏法律依据。继承法规定的基本原则是：人民法院在分割遗产中的房屋、生产资料和特定职业所需要的财产时，应根据有利于发挥其使用效益和继承人的实际需要进行处理，法律没有诸如本案当中和稀泥式的自由裁量权酌情思路。诉争院落房屋一直由刘振使用，刘明从未使用过，刘明在城区有私产楼房。
4、办案思路与司法实践：
诉由“确权”，判词“继承”，发生诉判分离；委托评估重置价，但裁判分配院落，使客观价值较高的宅地与价值低的地上物按份额划分后折偿，不能算是坚持司法公平原则。民事诉讼法规定“无诉不理”原则，当事人无诉、无争、无异议的财产，法院系授来之权，应无权涉及，但法院却把刘明未诉、自始至终未发生争议的财产纳入到裁判范围，与中立裁判原则不相融。
宅地继承裁判原则-----面对现实，尊重历史：
刘明自己有城区商品房，不存在居住困难，还有固家的工资收入，户口不在本村，并非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此次起诉目的为的是将来农村改造拆迁补偿；刘振一直在农村，无固定收入，对父母照顾较多，理应适当得到较多的遗产。原被告的父母身前已经将自己的财产做过处置，司法应当尊重二十年前对财产的处置，不可从主观上再对二十年前就分配完的财产予以酌情。刘振的父母当年处分财产时，已经考虑家庭成员之间的公平。诉争房屋四间一直由父母居住使用到去世，并未分配，利害关系的证言相互矛盾，陈述模糊，不能成为确权的证据。
根据以往的司法实践，如有子女为父母出资，依照法律规定，在没有书面约定为共有的前提下，只能算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资助。
本案中刘明未与父母存在共同共有的意思约定，父母去世后任何人均无权违背父母意愿言称与父母共有。法院从中将原被告父母的财产宣布共同共有，违背法律原则，应当尊重实际使用和管理现状为裁判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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