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部


农业部关于印发《全国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十二五”发展规划》的通知

　　为贯彻《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十二五”发展规划》等文件精神，切实加强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工作，培养适应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的职业农民与农村实用人才，我部制定了《全国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十二五”发展规划》。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深入推进农民教育培训工作。

全国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十二五”发展规划

　　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以下简称农广校）是农民教育培训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在农民培训、职业农民教育和农村实用人才培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为贯彻《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精神，根据《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农村实用人才和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0-2020）》和《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十二五”发展规划》有关要求，制定本规划。

　　一、“十一五”发展成就

　　“十一五”期间，全国各级农广校紧紧围绕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总体要求，始终坚持以农为根、以教为本、特色立校、育才强农的办学思想，以改革创新的勇气和创先争优的精神，积极推动教育培训和自身建设持续快速发展。

　　（一）培养大批新型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实施“百万中专生计划”，培养农村实用人才66万人；推进农村高等职业教育，中专后继续教育和合作高等教育培养22万人；承担新型农民科技培训、阳光工程、绿色证书等工程项目任务，培养专业农民2516万人，职业技能鉴定获证120万人；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1.2亿人次。

　　（二）体系建设明显加强。推进体系发展，各级农广校达到2577所；各级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达到2111个，增加21%。推进县级农广校建设，开展县级农广校办学水平评估，A级校达到481所、农民培训先进校和中等职业教育先进校各100所。推进队伍建设，专兼职教师达到63525人，增加54%；中央农广校对A级县校校长进行全面轮训，地方各级校加大办学人员和专兼职教师培训力度。

　　（三）条件建设取得实效。基本建成了中央农业广播电视教育中心大楼，为建立国家级农业技术媒体资源库和农业远程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奠定了坚实基础。部分基层农广校建成了集教育、培训、办公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楼，办学条件得到一定改善。办学经费不断增长，2010年办学经费与“十五”末相比，增加67%，教学实习基地扩大116%。远程教育手段得到加强，新建2个卫星直播分中心；农村“大喇叭”广播站新建7000个，达到12000个；卫星接收小站新建551个，达到1615个；建成“农广在线”视频网站，开发移动数字多媒体播放器（农业技术多媒体资源库）。11所省级农广校承担了农业高技能人才鉴定体系建设项目，职业技能鉴定条件得到有效改善。

　　（四）开发大批教学媒体资源。建立统分结合的多种媒体资源开发机制，中央农广校组织制作广播节目939个专题1414集，电视节目1890多种，930多小时，组编出版文字教材310种。地方各级农广校有针对性地开发区域性、乡土性媒体资源，累计制作广播节目65000小时、电视节目5700小时、计算机课件51000个，编印文字教材和培训资料63000种。

　　（五）调查研究深入细致。开展大规模农民教育培训调研，对全国31个省（市、区）、225个县（市）、1.9万个农户进行入户问卷调研，基本掌握了农民素质现状、农民对教育培训的需求特点、县域职业教育资源和农民教育培训工作的组织实施情况，为有关部门制定农民教育培训和县域职业教育政策提供了参考。成立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农村教育专业委员会，建立农民教育培训等4个研究基地，完成《大力培养新型农民战略研究》等一批重点课题，出版《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基本情况调研报告》、《中国农村远程教育研究论文集》等一批专著和论文集。

　　（六）宣传和对外交流更加广泛。利用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宣传报道，呼吁社会各界对农业和农民教育的重视，营造有利于农民教育培训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推进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参加远程教育领域的国际会议和学术交流活动，加大对外宣传力度，全面提升对外交流合作能力。实施“引进国际先进农业科学技术”等项目，引进在线课程设计开发与管理方面的先进理念与实践经验。选派骨干教师和管理人员赴国外考察和培训，邀请国外专家来访，有效拓展了国际视野，宣传了中国的农民教育培训和农广校的作用。

　　（七）建立服务中心工作联动机制。创新农民教育培训形式，充分发挥农广校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作用，组织实施农民教育培训“三进村”行动。针对突发禽流感等疫情和低温雨雪冰冻、干旱、地震等自然灾害，各级农广校快速反应、上下联动，组织专家制播减灾、抗灾节目，开展抗灾技术培训，指导当地群众科学应对灾情、恢复生产。服务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编制水稻等10个产业技术农民培训大纲，开展现代农业产业技术培训。

　　二、“十二五”面临的形势

　　“十二五”是我国统筹城乡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加速发展现代农业、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三化同步”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推进农业现代化，关键在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切实将我国农业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轨道上来，这对农民教育培训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全国农广校系统既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巨大挑战。

　　政策环境前所未有。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农民教育培训工作，颁布《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农业部等部门颁发《农村实用人才和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0-2020年）》、《关于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的意见》、《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十二五”规划》，对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和农民教育培训作出战略部署，提出明确要求，农民教育培训的支持政策体系将更加完善、资金投入力度将不断加大、关注支持农民教育培训的社会氛围将进一步改善，这为农民教育培训事业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

　　形势任务更加紧迫。站在粮食“八连增”，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的高起点上，破解农业生产资源刚性约束的束缚，保障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繁荣农村经济，出路在科技、关键在人才、基础在教育。面对大量青壮年农民转移，务农农民数量萎缩、结构失衡、素质下降的实际，迫切需要农广校利用天网、地网、人网合一的优势，在普及宣传新品种、新技术、新信息以及党的强农富民政策中发挥主渠道作用；随着农业产业升级、农业产业链条延伸、农村土地流转和城乡一体化的不断推进，出现了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出现了农村经纪人、植保员、防疫员、沼气工等大量新的职业和岗位，迫切需要开展系统性技能培训、绿色证书培训和农民中等职业教育；随着大联合、大协作、大培训的农民教育培训工作格局逐步形成，更深层次推进农科教结合、产学研结合，迫切需要农广校利用从中央到乡村办学体系健全的优势，发挥上引下联搭建农民教育培训公共服务平台的作用。农广校系统作为国家农民教育培训的专业机构肩负着重要使命，责任重大、任务艰巨。

　　存在问题必须重视。一是能力建设亟待加强。校长队伍的创新能力、开拓能力、管理能力与事业发展要求极不适应；专职教师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双师型”教师严重短缺；教学管理制度体系不完善，教学管理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亟待提升。二是基础条件建设缺位。办学经费投入长期不足，县级农广校基础条件建设明显不足，C级校以下占20%多，硬件条件、教学手段亟待改善。三是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任务繁重。农村劳动力结构、农业生产主体发生深刻变化以后，现行农民教育培训目标任务、教学模式、办学路径、方式方法、管理制度、教学质量都还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四是办学支持政策不足、竞争日趋激烈、招生组织难度不断增大。这些问题严重制约农广校体系建设和发展，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迫切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三、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要求，主动适应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为目标，以培养生产型、经营型、技能服务型实用人才为重点，以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和生产服务技能为核心，以人才培养进村化、教学模式多样化、办学手段现代化为发展方向，坚持教育与培训并重、远程教育与实践教学并重、满足农民的现实需求和长远发展需求并重，培养造就大批职业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为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贡献。

　　（二）发展目标

　　总体目标：办学规模进一步扩大，教育培训质量进一步提高，办学体系更加健全，教育培训能力显著增强，服务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水平大幅提升，农民教育培训的主阵地作用更加突出，主渠道地位更加牢固。

　　扩大办学规模。有组织地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1.25亿人次，使接受培训的农民掌握1-2项实用技术；开展现代农业产业技术培训和绿色证书培训500万人，职业技能鉴定200万人，农民创业培训10万人，逐步提高承担阳光工程培训任务的比重;培养农村中等职业人才75万人，对提升农村实用人才学历层次的贡献率达到70%以上；继续开展中专后继续教育和合作高等教育，培养高等专业人才25万人，培育大批职业农民和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提高办学质量。教育培训针对产业发展和农民需求，内容实用实效，形式喜闻乐见，效果农民满意。接受教育培训的各层次学员，知识得到丰富，技术得到提高，能力得到提升，达到相应的培养目标，成为新型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农广校办学在政府部门有位子、农民心中有口碑。

　　巩固发展体系。保持各级农广校主要由农业部门主管的体制不变、公益性事业单位的性质不变、独立设置办学的格局不变。依托农业部门或县域农民教育培训资源，加强和健全农广校体系。加强条件建设，使达到A级标准的县级农广校比例提高到40%。依托县级农广校建立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覆盖率达到100%。

　　提升教育培训能力。专兼职教师队伍规模扩大到10万人，“双师型”教师比例达到80%，校长和管理人员队伍能力不断增强，工作水平逐步提高。办学条件得到有效改善，实训基地建设力度加大，县级农广校建立实训基地的覆盖率达到100%，教学媒体资源开发步伐加快，远程教育手段得到强化，办学质量明显提高，中央和省、县、村三级农民教育培训公共服务平台基本健全。

　　四、主要任务

　　（一）广泛开展普及性培训。运用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科技明白纸，以及乡村社区黑板报、宣传橱窗等多种形式和途径，普及科学知识，传播农业新技术新成果和农情预测预报信息，宣传农业农村先进经验和强农惠农政策。通过大容量、快速度、多频次、广覆盖的培训，引导农民学习新知识，树立新观念，增强质量安全、资源环境保护、文明健康生活和法律等意识，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

　　（二）深入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根据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和重大农业工程项目需要，面向农业生产一线劳动者，开展高产优质新品种、高产高效种养技术、农机农艺融合新技术、节水灌溉技术、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技术、动物疫病防控技术、防灾减灾技术、农产品加工和运销技术等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的培训。结合农时季节，因地制宜，综合运用现场培训、集中办班、入户指导、田间学校、流动课堂等多种方式进行培训，利用每年冬春农闲季节开展农民科技大培训，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和农民产业发展能力。

　　（三）着力开展农民证书培训。积极承担阳光工程、绿色证书工程等农民培训项目，对农民进行系统产业技术和技能培训，重点增强农业生产经营、农村服务等领域从业农民的职业技能。主要面向种养大户、生产能手等开展现代农业产业技术和绿色证书培训，培养生产经营领域具有绿色证书的专业农民；主要面向农村经纪人、农机手、动物防疫员、植保员、沼气工、休闲农业从业人员等，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培养农村服务领域具有职业资格证书的职业农民，提高他们的生产经营服务水平和在农业农村领域的就业能力，推动农业生产经营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和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

　　（四）大力开展农民职业教育。继续实施农村实用人才“百万中专生计划”，重点面向村组干部、种养大户及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带头人等，培养农村实用人才，使农民职业教育深度融入当地农村农业产业发展。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大力开展送教下乡，探索和完善半农半读、工学结合、校企合作和顶岗实习的教学模式；根据县域、乡村主导产业、特色产业发展需求，结合产业设置专业和课程，结合农业生产季节安排教学计划，结合农业生产和农民需要选择教学地点、时间和方式，农民干什么、学什么、学中干、干中学；针对农业生产实际，开发针对性强，农民易懂易学的文字教材和媒体课件，骨干专业的核心课程课件配套率达到90%以上；不断完善农民职业教育评价制度，建立健全以学员为中心、以能力为本位，多元主体参与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继续开展中专后继续教育和合作高等教育，推进高等教育进农村，为农业农村生产一线培养高层次人才。

　　（五）扎实开展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和农民创业培训。依托各地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基地，采用“把新农村建设先进村作为课堂，把农村优秀带头人请上讲台，把新农村建设先进经验作为教材”的人才培养模式，开展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大学生村官培训，帮助他们开阔眼界、增强信心、提高带领农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本领，努力培养造就一大批素质高、辐射带动能力强的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队伍。对有一定产业基础、文化水平较高、有创业意愿的农民和返乡农民进行创业培训，使他们树立创业理念，增强创业意识、掌握创业方法、提高创业能力，促进其提高经营水平、扩大经营规模、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创办农业企业。

　　（六）积极开展农业远程教育。利用农广校卫星网络系统，开设农技人员知识更新大讲堂，对农技人员进行继续教育；开设现代农业科技大讲堂和农耕文化大讲堂，重点讲授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新成果，农技推广的新理论和新模式，农业政策和法规，现代农业发展趋势和模式，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状况等，普及现代农业知识，弘扬传统文化。开发在线课程，利用中国农村远程教育网、农广在线和各地农广校开设的互联网站，开展在线课程教学、辅导答疑和考试考核，实现开放办学和远程教学。

　　五、实施重点

　　为确保实现“十二五”农民教育培训的目标任务，启动实施全国农民教育培训能力巩固提升行动，重点推动以下五大工程建设：

　　（一）教育教学改革创新工程。大力推进送教下乡，推进培训教师、媒体资源和人才培养“三进村”，把农民教育培训办到乡村、办到合作社、办到企业，为农民创造更加便利的学习条件。结合国家粮食主产区、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建设一批送教下乡示范村，引导和支持各地积极探索适应农民教育培训规律、农业生产和农民学习特点，具有农广校办学特色的教育教学模式，推进学分制和弹性学制，采用工学结合、农学交替、分段学习、半农半读等方式，方便农民完成学业。不断提高农民教育培训针对性、实效性。加强特色专业、精品专业建设，改革农民教育培训评价制度，建立健全以学员为中心，以实践能力为本位，多元主体参与的农民教育培训质量评价体系。

　　（二）资源整合创新工程。加强广播、电视媒体资源综合利用，继续办好中央电视台《农广天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致富早班车》栏目和地方电台电视台的教学节目，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推陈出新。倡导各级农广校共同参与开发文字教材、音像教学节目和计算机课件，集中体系智慧，开发具有鲜明特色和广泛影响力的农民教育培训教学资源；倡导区域性教学媒体资源共同开发，利益共享，加强区域性教学媒体资源建设和综合利用；建立优秀教学媒体资源评优制度，促进各种教学媒体资源质量不断提升。利用中国农村远程教育网、“农广在线”等网络平台，建立网上课堂，为各级农广校开展网络教学提供支持，积极探索组建农民教育培训网络电视台，提高为农服务能力。

　　（三）师资队伍建设工程。以提升能力为核心，分层次、分步骤对各级校长、教学管理人员、辅导教师实施轮训，以提升领导和管理能力为核心，着力打造适应农广校事业发展、具有开拓创新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的优秀校长队伍。以提升教学能力为核心，着力打造一支熟悉农民教育培训规律和远程教育特点、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双师型”专兼职教师队伍。以提升教学规范化管理能力和水平为核心，打造一支能力强、水平高的优秀教学管理人员队伍。选聘有关专家、技术人员和农村能工巧匠担任兼职教师，吸引优秀人才充实教师队伍。推行导师制度，建立教师与学员稳固、长久的教学服务关系，使教师成为学员生产实践的师傅，促进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和教学水平的提高。开展教学能手评选和优秀课件评比，鼓励教师努力钻研业务，强化能力。倡导教师“下基层、接地气”，深入基层，服务群众，转变思想、改进作风，创先争优，办农民满意的教育培训。

　　（四）基础能力与条件建设工程。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情况制定县级农广校设置基本标准，明确县级农广校办学必须达到的基本条件。争取政策、资金和项目的支持，开展标准化县级农广校建设，强化基础设施，充实教学设施设备，改善办学条件，创建农民教育培训示范学校。依托区域产业特色鲜明、办学条件较好的省、市级农广校建立特色现代农业培训基地；依托各级现代农业园区、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农业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建立教学实训基地。在中央农广校和各省农广校建设国家和省级教学媒体资源开发和传播中心；在县级农广校建立教学媒体资源接收和转化中心；在村级教学班建立教学媒体资源应用和辐射点，强化远程教育手段，提高农民教育培训信息化水平，努力构建农业远程教育公共服务平台。

　　（五）制度与机制构建工程。加强制度建设，健全中等职业教育教学制度，完善送教下乡和半农半读的各项管理制度与考核评价制度，实现中等专业教育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管理；建立新型绿色证书制度，使培养对象、培训内容、培训时间、培训形式更适应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民实际需求；建立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实现职业技能培训与鉴定有效衔接，全面推行农民职业教育“双证制”。推进产教结合，建立和完善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场所等与农业生产需求、农民意愿紧密结合的导向机制。推进农广校与职业教育中心合作，实行错位发展、合作办学，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探索建立农教结合工作机制。推进远程教育与实践教学结合，既重视现代远程教育手段的应用，又注重对学员实践技能的培养，建立课堂教学与生产实践相互补充，远程教育与现场指导相互结合，知识与技能培养并重的远近结合教学机制。推进国内外合作与交流，加强理论研究，探索具有中国特色农民教育培训之路，建立广泛的合作交流机制。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农业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农民教育培训和农广校工作，积极争取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对农广校的重视与支持，突出农民教育培训的公益性质，强化农广校的公益性地位，将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和农广校建设纳入当地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规划，将农民教育培训和农广校工作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加强组织领导，制定支持政策，增加经费投入，改善办学条件，充分调动办学人员的积极性，提升农广校农民教育培训能力。加强与联合办学单位的沟通和协调，引导社会各界广泛关注、重视和支持农广校发展。

　　（二）争取政策支持。积极争取各级财政、教育、发展计划等部门支持，将半农半读的农民中等职业教育纳入国家中等职业教育助学范畴，对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农民免除学费。争取各级财政设立农民教育培训专项，用于农广校等机构开展农民教育培训。争取将县级农广校标准化建设纳入国家或省级农业(或教育)基本建设范畴，设立农广校基本建设专项，改善办学条件，增强教育培训能力。

　　（三）营造良好氛围。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广泛宣传农广校在农民教育培训中的主体地位和特色优势，弘扬农广精神和农广文化，提升农广校的社会影响力，营造有利于农广校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加强国际合作，争取并实施好国际合作项目，扩大远程教育教学和研究等方面的对外学术合作和交流，努力扩大并提升农广校在国际远程教育界的地位和影响力。


中国近代警察职权立法扩张的背景
——以违警罚法为视角

摘要: 中国近代有关警察职权的立法呈现扩张化的趋势，违警罚法的立法演变即为典型代表。“社会本位”理念的引入为统治者通过警察强化社会控制提供了极佳道具，“国家主义”观念的宣扬则为警察职权的扩张提供了精神动力，而新生活运动就是奉行社会本位的警察在民众中宣扬国家主义精神的一次积极尝试。三者交织成为共同推动警察职权立法扩张的时代助力。
关键词: 违警罚法/社会本位/国家主义/新生活运动



清末，内外交困的中国踏上西法东渐的法律转型之旅。与之相伴，西式警察逐步取代了传统的绿营、捕快和保甲等，构建起近代中国新型的治安管理模式。在西方法治文明的影响下，警察法规的制定与警政的建设发展始终相随。数量庞杂的警察法规中，有许多是为警察确定职责与权限的。笔者查阅后发现关于警察职权的立法呈现出扩张化的趋势，即警察职权所涉趋于宽泛化和细致化。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趋势？立法的时代背景怎样？为便于研究，本文将选择违警罚法作为讨论样本。违警罚法在近代警察法规中较为引人注目，它是中国近代第一部通行全国的治安法规，其内容近似今天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它的立法脉络清晰且有较强的延续性，1906年民政部颁布的《违警罪章程》是其嚆矢，随后的四次修订——1908年《大清违警律》，1915年的《违警罚法》，1928年的《违警罚法》及1943年的《违警罚法》，依次演进，以治安法规的独特角度展示着政权的更迭，社会的变迁。违警罚法一般分为总则和分则两部分，总则规定治安处罚的基本制度和原则，分则规定具体处罚的领域及行为。比对几部违警罚法，分则的内容随着每次修订在不断地扩充。这正是中国近代警察违警处罚职权立法扩张趋势的典型体现。本文将从以下三方面探析中国近代治安处罚职权实现立法扩张的时代背景。

一、“社会本位”理念的引入

中国古代有警察之实，而无警察之名。直至清末才在内忧外患之下被动地建立源自西方近代意义上的警察制度。近代西方警察制度的发展大致经历过全面控制的“警察国”时代和自由放任的“夜警国家”两个时代。①20世纪以后，崇尚个人绝对自由的夜警国家逐渐陷入财富垄断，经济畸形，贫富悬殊，强凌弱欺的社会混乱之中。时有谚语云：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由。于是顺应时势所趋与社会所求，国家开始于某种程度内对人民生活重新实施干涉，以社会利益为本位，对个人自由予以适当限制，以求社会获得共存共荣之幸福。此时国家的任务是不但要消极地保护个人生命财产与自由安全，而且应该积极地采取措施增进国家、社会与民众的福利。国家往往通过立法特别允许警察在某些场合以权力命令强制民众，以实现其对社会生活的积极干预。在经济、文化、卫生、交通、建筑、救济等领域，警察均有参与。警察行政在整个国家政治体系中居于关键地位。

回观我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近代警政建设。移植和模仿国外的路径依赖导致我国近代警察自建立起，就理所当然被视为内务行政建设的组成部分。这种警察行政的定位反映了一种应和世界潮流的制度设计。由于警察最根本的职能在于维护国家稳定及社会公共秩序，因而警察职权的大小与国家的政治状况及行政权力密切相关。近代我国的国情是：浓厚的行政强权传统，史无前例的内忧外患，缺乏稳定的战争常态以及移植外法的被动选择。这些所构成的合力促使统治者在构建新式警察制度时，张扬社会本位的旗帜，模糊国家与社会之界限，以积极干涉社会公共生活促进国民福利为由，行国家行政权力伸张之实。于是，中国近代警察的职权便应和着西方兴起的“社会本位”及行政扩权潮流，也呈现出逐步扩张的趋势。具体到违警罚法，便表现为分则中所涉及的内容逐渐细密，由此实现国家对社会更广泛、更细致的控制。

诚如某学者所言，“二十世纪社会日趋复杂，经济之设施，错综万端，因之发生之危害，亦层见叠出。倘一本往日之放任主义，不加以相当之限制，则社会将陷于危险之地位，而人民即无安居乐业之可言。故国家特设机关，使于法令范围内，行使国家统治权，限制人民违法之行动，此种预防公共危害及维持社会安宁之国权作用，谓之警察权。警察之作用，即在增进人民之福利，辅助各种政务之推进，当国家政治未上轨道，尤其是在今日一般民众程度低下之中国，警察负有社会先导之责。”②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党治”、“军治”的浓厚色彩下，警察职权的扩张在警政理论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作为警学专家及警政高官的李士珍指出：就职能上观察，警察绝不限于维持社会公共安宁秩序之消极作用，而尤有推行政令、指导民众、保护民众之积极作用也。蒋介石也非常重视警察的政治职能，明确指出：“政治纲要，管教养卫四项中，无一项能离开警察……警察之于民众必须做到管与卫两方面作之君，养的方面作之亲，教的方面作之师的地步。”李士珍对蒋的训示做了解释：防止公共危害即为“卫”，维持社会安宁秩序即为管，指导人民生活即为“教”，促进一般福利即为“养”，处近日之中国，管教养卫实为建国施政之方针，警察行政必须与国策相配合以推动而达成之也。③

由此可见，警察作为维持社会公共秩序的法定手段，“社会本位”名义下的警察得以广泛、细致地干预民众的社会生活。这样的后果有两方面值得关注，一是促进我国近代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型。古代的中国，承担治安防卫职能的军队及官署的职权设计基本只追求维持政权的稳定，对于社会自身的发展却鲜有关注。而近代中国社会发生巨大转变，在政治、经济体制转型的背后，生活方式的转型也在悄然发生。在这其中，警察作为新时代的产物，其社会性公益职能应时产生。虽然历届政府举办警政最主要的目的仍在于维持其统治，政治性职能仍为近代警察职能实际运作中最重要的部分，但不可否认警察在促进近代新型城市的形成和建设中，尤其在城市的文明、卫生、交通等方面，卓有贡献。另一方面，正如前所述，“社会本位”在中国近代是统治者通过国家力量加大对社会控制的极佳道具，并与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主义观念结合在一起，正如下述。

二、“国家主义”观念的宣扬

我国近代警察制度属于舶来品，自清末始，其建立直接受到了日本的影响。而日本近代改革后期效仿的对象是德国。因此近代警察观念及相关制度的渊源在于日本和德国。之所以选择德、日二国，最根本的考虑仍在于国情的相似。

德国在中世纪末期，为了发展市场经济，迫切要求在政治上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这就意味着消灭领地与分封制，加强中央权力，对外则保持国家独立，实行民族自决。国家主义观念④的出现，正好迎合了德国的这种需要。而近代日本天皇一统，明治维新所引发的富国强兵效应也给了中国效仿近邻的决心。

自清末始，面临强敌环伺、国力衰微的困境，中国亟需宣扬国家主权、民族自决并以此作为抵御外侮的有力工具。军阀割据混战成为近代社会之常态，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强烈渴望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以求稳定、安宁的社会秩序。此外，由于中国的近代化起步较晚，这使得原本习惯于如今却丧失了地域上政治与文化优越性的中国陷入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边缘焦虑”，并由此引发意欲重回世界政治文化中心地带的不可遏止的冲动，这种冲动一直在强烈地支配着国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活动。⑤想要急起直追，尽快富强，就需要依靠国家的力量，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和高效运作的行政管理体系，自上而下地调动社会的人力物力进行资本积累，推动经济政治改革，实现兵强国富。

由此，相近的政治经济形势，使德、日等大陆法系中的国家主义观念较易被近代中国认同；而传统的强化中央集权、弱化地方权力及皇帝(即国家)垄断立法权的“大一统”观念与近代国家主义观念有一定的内在契合性，也为国家主义观念在近代中国的流行培育了土壤。⑥

于是，清末修律变法中，沈家本、杨度等法理派以国家主义作为变法改革的指导思想，⑦他们强调培养民众的国民意识，保障个人自由及权利，宣扬国家利益高于家族利益，虽然与西方的国家主义观念不尽相同，但却为扫除传统社会家族本位观念发挥了效用。

辛亥革命后，建立强有力的政府成为各界共识。若无统一强大的政府，就不能统一内政，进而“国防外交必因之废弛失败”，因此“民国宪法应宜以巩固国权为主义。国权巩固，国立自张，然后有发达民权之可言。”⑧而以梁启超为首的原立宪派在论证了法、德、日近代以来依靠实施开明专制而强国的经验后，也转而诉求国家主权、政府强权的国家主义，主张在统一秩序的前提下，以渐进的方式走出中国现实之危局。“国家为重，人民为轻。苟人民之利益与国家之利益冲突时，只能牺牲人民利益以殉国家，而不能牺牲国家利益以殉人民。”⑨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初尝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之后，国家主义倾向迅速抬头，国民党中有人这样认为：“共和之国，国即政府，政府即国民，绝无冲突之虞”，⑩“民主立宪之国，主权在民，民权与国权一而二，二而一也”(11)。五四以后，孙中山吸收了苏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传统的家族本位使中国人只知有家，不知有国，一盘散沙，想要独立富强，必须将家族合成国族，变家族主义为“国族”主义，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即国家主义；他在经济上主张“节制资本”，以国家资本节制民间资本，建立“集产社会主义”发展民生；他的“民权”主义舍弃了西方民主主义的核心——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肯定，强调对国家权力和自由的追求。中国人自由太多，要牺牲个人过多的自由去为国家争取自由，才能免受外侮。(12)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被誉为治国方针，因之其国家主义观念也得以弘扬。在立法领域，以胡汉民为首的立法者们具体提出了社会本位、民族本位、国家本位的三民主义立法理论。“社会”、“民族”、“国家”三个概念在胡氏理论中是相近的概念，均与“个人”相对应。(13)该立法思想的提出既是为了趋附当时西方国家社会本位立法潮流、落实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同时，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贯彻这种立法思想正好符合稳固和加强这一时期国民党集权统治的需要。(14)在并未经历西方市民社会发展历程，又未对近代国家与社会两个概念有清晰区分的前提下，西方舶来的“社会本位”很难不成为中国“国家主义”代名词。而国家主义也就成了某些统治者进行专制独裁的堂皇武器。

由上可知，由于特殊的国情，近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历经民主政治实验的失败，走了一段“绝对主义”国家道路，期望以此确立统一、稳固的政权，并以国家的力量加速工业化进程，从而奠定国家发展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而国家主义观念正是应运而生的时代产物，其渗透在国家制度的方方面面，自然也就包括与国家政治密切相关的警察制度。

中国近代的警察制度是舶来品。国情的相近，导致主要参照物是德日警察模式。德、日二国均为近代变革较晚，但却迅速实现民族统一和国家振兴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之典范。它们高度集权的国家警察模式也成了近代中国尽力效仿的对象。曾有警界人士感叹：“中国警制向来模仿日本，民国已还，仍封固步……迄今各地大小警察机关，皆视为国家直接警察机关，无立于自治机关管辖之下者。这种纯粹官治组织的警察制度，自从前之国家方面观察，诚不乏健全理论，以拥护其立法精神；但增进警卫，为训政时期筹备自治之一……将来之理想警察制度，当以自治警察为依归。”(15)自治警察的理想恰好反衬出国家警察的现实。另有警界专家甚至指出：即便真到了宪政时期，一般国民真的具备了自治能力，也以采用折衷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制度为佳。在中央的严格监督统治下，允许各地因地制宜办理警政。中央站在国家治理的立场上，加以指挥监督，使警政达到“国家的统一”的地步。(16)

总之，近代中国，“社会本位”理念、“国家主义”观念与传统的大一统观念及行政强权的特质在这特定的时空发生交织，以应对外敌环伺、内患不绝、政权频更、社会动荡的特殊社会环境。在民国立法者的眼里，社会本位是与民族本位、国家本位大体相当的。违警罚法作为与民众联系最为密切的一种警察法规，预防危害，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为其主旨，社会本位理念和国家主义观念为其内容的扩张提供了有力的时代注脚。而在这些表象的背后，通过行政权力的扩张加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才是真正的追求所在。

三、新生活运动的兴起

1934年初，蒋介石在南昌剿共行营发动了被他视为“救国建国与复兴民族一个最基本最有效的革命运动”(17)的新生活运动。这次运动时断时续，直到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前夕，前后历时15年，成为国民党在大陆开展的影响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运动。20世纪60年代台湾进行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也被认为大陆新生活运动之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