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危险性”证明标准的应用

王占洲


摘要：在刑事诉讼中，社会危险性的程度是在有罪判决生效之前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的主要依据，因而不仅需要为其设置科学的合乎逻辑的证明标准，而且还应当在具体应用中最大限度的发挥其功能。
关键词：社会危险性证明标准 强化因素 弱化因素 刑事诉讼

我们为刑事诉讼中的“社会危险性”设立了相对确定的标准，即在一定的固定值的基础上，增加一个可变量以适应“社会危险性”的可变性，运用分层理论来设立“社会危险性”的证明标准：生理条件——即通过对其生理状况的分析，判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备继续危害社会、他人或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生理能力，以及在该生理能力支持下所能够达到的程度；心理条件——即通过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密切相关并存在于客观的一些已知因素来论证其主观上是否具有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及其程度[1]。通过这些条件主要分析其生理上是否具有触发社会危险性的能力和心理上是否具有触发社会危险性的内心起因。（关键在于各证明标准所包含的内容及其对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可能性的影响力，同时还必须考虑各证明标准之间的相互关系，其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完整的证明过程，当然在一般情况下这种证明过程没有必要在表格中直接描述出来，因为在这里同时也需要考虑刑事诉讼中社会危险性的程序性特点，但当判断结论受到质疑时，则应当公布这一证明过程，以使对方有针对性的行使自己的抗辩权利）。因而从“社会危险性”证明标准的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客观影响来看，我们可以将其分为社会危险性的弱化因素和强化因素，社会危险性的弱化因素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具有的足以使其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在未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时也能合理化排除的因素，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患有的使其基本丧失行动能力或严重削弱其行动能力的疾病、免除处罚的情节、涉嫌过失犯罪等；社会危险性的强化因素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具有的非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不足以合理化排除其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的因素，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系主犯或累犯、有妨碍刑事诉讼的前科、涉嫌或被控犯罪可能适用死刑等；同时从概率角度主要讨论各条件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对社会危险性的综合影响等。希望能够以此为基础更进一步完善“社会危险性”的证明标准。
一、社会危险性的影响因素的存在状况
从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具有的影响社会危险性的因素来看，其可能存在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已确认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具有的影响社会危险性的因素属于社会危险性的弱化因素，例如犯罪嫌疑人甲涉嫌抢劫，但具有自首情节和重大立功表现，依刑法规定对其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在这里可能有人要说，具有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情节并不能完全等同于无社会危险性，即便是应当免除处罚也是以行为人构成犯罪为前提，如果行为人不愿意接受有罪认定，那么他也可能存在基于避免有罪认定而实施妨碍刑事诉讼行为的可能性，从理论上讲的确如此，对于具有犯罪嫌疑的人，我们无法绝对排除其妨碍刑事诉讼进行的可能性，因而，我们只能说社会危险性的弱化因素具有在未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时合理化排除妨碍刑事诉讼可能性的功能，其所表达的是在常规情况下一个正常人对此做出的选择。当然可能有人会对这种选择作为判断依据的合理性提出疑问，在常规情况下一个正常人对此做出的选择同时也意味着在非常规情况下非正常人对此做出其他选择的可能性，如果在认识到这种非常规可能性的情况下做出社会危险性较小的判断，进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非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但最终因例外情况的出现而导致妨碍刑事诉讼行为的发生，此时能否因此否定判断依据和判断结论的合理性呢？我们认为当然不能，这可以在刑事审判中找到相同点，在无法绝对排除被告人构成犯罪的可能性时，只要被告人不构成犯罪的可能性比其构成犯罪的可能性在证据上更充分或更具证明性，就能以合理排除构成犯罪的可能性而判决被告人无罪，而当判决以后因新的证据证明该被告人有罪时，可以以此从实体上最终改变原来的判决，但却不能因此否认原判决在当时特定情况下程序上的合理性和实体上的准确性。
第二种情况是已确认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具有的影响社会危险性的因素属于社会危险性的强化因素，例如犯罪嫌疑人乙涉嫌抢劫致人死亡，依刑法规定对其应当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而且其在此之前因盗窃罪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的第3年再抢劫并致人死亡，符合累犯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如乙罪名成立极有可能被适用死刑，该因素的存在使得非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不足以合理化排除其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对死的恐惧和对生的希望促使其逃避刑事诉讼是一个人的自然反应，当然其所表达的也仍然是常规情况下一个正常人对此做出的选择，因为如果乙认罪伏法求死心切，其在未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的情况下也不会妨碍刑事诉讼的进行，我们只能说乙可能被适用死刑这一因素使其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更具合理性。
第三种情况是已确认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具有的影响社会危险性的因素既有社会危险性的强化因素也有社会危险性的弱化因素，这在司法实践应当是最常见的情况，无论是强化因素还是弱化因素均只是对将来可能发生的行为或可能存在的状态所做出的预测或者风险评估的依据，而且基于对社会危险性是一种概率的认识，在可能发生的行为或可能存在的状态变为现实之前这种依据都还不能称之为确切的依据（注意确切的依据不同于现实的依据，这里所指的依据都是现实存在的，但它不是确切的依据，因为它不是使证明结果完全具有排他性的依据）。那么当两种因素共同存在但都不足以使自身推出的证明结果具有排他性时，其更是处于相互影响甚至相互对抗之中，在这种时候即便只是判断社会危险性的强弱或者存在的概率也具有着证明的复杂和交叉性，因为这两种因素分别预测两种不同的不可能完全确认的可能性，社会危险性的弱化因素可以推出在未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时合理化排除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但同时其不能彻底否定排除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的存在，同样的，社会危险性的强化因素可以推出在非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不足以合理化排除其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其也不能彻底否定采取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足以合理化排除其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
二、社会危险性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社会危险性”是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何种强制措施时，依据已经发生的行为或已经存在的事实对将来可能发生的行为所做出的预测或者风险评估，其本身具有复杂性和可变性的特点，从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具有的影响社会危险性的因素来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其也不可能单纯是决定有社会危险性的因素与决定无社会危险性的因素或者减弱因素与加强因素，而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存在并通常处在相互影响甚至相互对抗之中，因而我们不可能简单地判断它绝对有或无（对将来可能发生的行为所做出的预测或者风险评估既不要求也根本不可能达到绝对化），而只能判断社会危险性的强弱或者存在的概率。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的是已确认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具有的影响社会危险性的因素既有社会危险性的强化因素也有社会危险性的弱化因素，当两种因素同时存在时，每一种因素所引起的合理化可能性都同时受到另一种因素所引起的合理化可能性的削弱和非合理化可能性的加强，就其本质而言是两种因素所具有的证明力发生了直接的对抗，那么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时如何对证明力进行评价呢？事实上这也是我们之所以要讨论 “社会危险性”证明标准中各条件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主要原因。当然，这种相互关系并不是绝对的也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处于同一种状态，我们对它的认识也必须建立在概率的基础之上。
（一）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与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之间的关系
在这里所谓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与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当两种因素同时存在时（当然只是指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和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促进之间的作用力方向不一致时，除此之外的情形应无考察的必要，因为当作用力方向一致时只存在作用力简单相加的问题）两种条件之间的效力优先性问题，即在考察同时具有该两种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具有的社会危险性时对该两种条件的作用力大小以及作用力方向的判断问题。实际上我们在对社会危险性最初的讨论里已经简单谈到了两种条件之间的基本关系，即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生理因素作为判断社会危险性的第一层面的证明标准，而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心理因素作为判断社会危险性的第二层面的依据，当然这是从社会危险性证明标准的设置角度来认识两者在证明标准中的地位，虽然也反映了两者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只是一种宏观界定，在利用《“社会危险性”判断列表》来具体分析社会危险性时这种界定尚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因而我们认为仍有必要对两种条件同时存在时的关系作更进一步的分析。当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与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同时存在时，两种条件处于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状况，一般来说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应居主导地位，除非有充分的理由使人相信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在致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明显大于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阻碍形成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之所以作这样的理解，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然属性来看，涉及适用强制措施需考虑其社会危险性的只是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中的自然人，而对于自然人而言，在其生理因素与心理因素的关系中，生理因素当然处于基础地位或者也可以称之为主导地位，心理因素以生理因素为载体，心理内容只有通过具体的生理行为才能外化为能够为他人所感知的形式，也只有如此才能使其具有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现实可能性，就如同我们根据犯罪构成理论评价行为人的思想时所强调的，只有思想外化为行为或者即使只是言论时才具有考察其是否构成犯罪的可能性，如果其仅仅是存在于内心的思想则无论其内容怎样均不可能构成犯罪。另一方面，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属性来看，在刑事诉讼中其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作为在法律上尚未被确定为有罪的人，但同时负有必须无条件承担强制措施所带来的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后果的法律义务，司法机关据以剥夺或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唯一依据就只是其可能具有的社会危险性——由其所涉嫌或被指控的犯罪（尚未确定的可能性）＋其它个人因素所得出的二次可能性推定，对这一依据的确认当然应当具有充分的理由，至少应当能够合理排除与之相反的可能性，这是与司法机关行使权利相对应的责任的承担，同时在对抗中必须无条件承担不利后果所引起的全部责任的一方，也应当在某些方面获得相对应的补偿。因而，在这里我们将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作为判断社会危险性优先考虑的主导因素，也可以作为是指控以证明为基础的具体体现罢。第三方面，从诉讼证明的角度来看，在刑事诉讼中证明不仅仅存在于审判中，可以说凡将不能全真复制或再现的事实作为某种权利决定的依据时，都要求证明的存在，而作为强制措施适用依据的“社会危险性”是从已发生行为中反映出来的与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紧密相关的一种可能性，依据已经发生的行为或已经存在的事实对将来可能发生的行为所做出的预测或风险评估，对于它证明更是必不可少的[2]。既然“社会危险性”的认定中存在证明那也就应当存在更进一步的证明责任的承担，而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种风险负担，它也必定与某种法律后果相联系，当提出主张一方不能合理化排除与之主张相反的可能性时，其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对此也可以理解为，对于提出主张一方而言，存在并能够证明与之主张相反的可能性的依据时，该依据也应当是其必须合理化排除的内容，反之，对于提出主张一方的相对方而言，客观存在并能够证明与提出主张一方主张相反的可能性的依据也应当具有着证明的优先性，因而，在这里我们将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作为判断社会危险性优先考虑的主导因素，也可以作为是指控以证明为基础的具体体现罢。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与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之间的关系具体可表现为三种情况：
在第一种情况下，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作用力明显大于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或者也可表述为没有充分的理由使人相信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在致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明显大于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阻碍形成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在社会危险性是否存在或者程度强弱的判断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然在这里我们仍然要强调这种决定性的作用也只能是相对的决定性作用，例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患有使其基本丧失行动能力的疾病——下肢瘫痪，其所涉嫌的或被指控的罪名为故意伤害罪并可能被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在这两种不同方向的作用力的对抗中，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虽不能绝对排除其社会危险性，但可以决定其社会危险性处于一种明显相对较弱的状态。
在第二种情况下，有充分的理由使人相信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在致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明显大于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阻碍形成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即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促进力使得我们在社会危险性是否存在或者程度强弱的判断中不能充分排除其社会危险性处于一种相对较强的状态，例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患有使其对特种药物产生持续依赖性的疾病—晚期视网膜型糖尿病，除非持续按照专业医生根据病情所开的剂量服用特种胰岛素即极有可能导致其眼睛流血甚至失明，但其所涉嫌的或被指控的罪名为贩卖毒品罪并可能被判处死刑，这时如逃避侦查或审判肯定会导致其不可能持续按照专业医生根据病情所开的剂量服用特种胰岛素，其必须承受着双目失明的风险，但是在对死的恐惧和对生的渴求面前这种风险已经显得并不重要，这使得逃避侦查或审判致刑事诉讼无法进行的可能性处于无法合理性排除的状况，以此可进一步确认其具有相对较强的社会危险性。
在第三种情况下，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促进力与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对形成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处于相对均势，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对形成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可以推出在未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时合理化排除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但同时其不能彻底否定排除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的存在，同样的，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促进力可以推出在非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时不足以合理化排除其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其也不能彻底否定采取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足以合理化排除其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例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其所涉嫌的或被指控的罪名为故意伤害罪并可能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其在前一次刑事诉讼过程中曾经有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前科，其故意逃避使侦查活动无法正常进行，表面看来虽然在这两种不同方向的作用力的对抗中谁也没有取得明显的优势，但这时仍应遵循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应居主导地位的原则，既然没有充分的理由使人相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曾经具的有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前科对社会危险性的促进力明显大于其作为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这一状态对形成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那么便应当认为妇女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这一特殊状态使得在未对其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已足以排除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更具合理性。
（二）不同证明方向的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之间的关系
我们之所以有必要考察不同证明方向的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之间的关系，是因为在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中既有社会危险性的弱化因素也有社会危险性的强化因素，而且在相当多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可能将两方面的因素同时集于一身，此时不同证明方向的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之间因其证明力的不同方向而发生直接的对抗，我们所要考察的也正是这种对抗中所存在的规律性的东西[3]。我们在前面已经对“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应居主导地位，除非有充分的理由使人相信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在致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明显大于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阻碍形成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这一命题做出了初步论证，基于相同的理由，我们可以由此更进一步的推出“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弱化因素在社会危险性的判断中应处于主导地位，除非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强化因素在致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明显大于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弱化因素阻碍形成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这种对抗可能存在于以下两种情况：
在第一种情况下，以明确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不具有形成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为前提，或者说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其在生理能力方面不具有合理化排除或明显弱化社会危险性的因素，此时，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成了判断“社会危险性”的决定性因素，此时，对抗只发生在不同证明方向的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之间，即在没有充分理由证明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强化因素的主导作用时，优先考虑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弱化因素在社会危险性预测中的作用，而且这种优先性的丧失只能基于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强化因素的主导地位的确立。例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涉嫌的或被指控的罪名为过失致人重伤罪，可能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无阻碍形成社会危险性的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但其在前一次刑事诉讼过程中曾经有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前科，其在没有被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的情况下故意逃避使审判活动无法正常进行，此时，对抗只发生在涉嫌或被控犯罪的性质、严重程度及其可能的判罚与是否有妨碍刑事诉讼的前科这些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之间，依据有利于强制措施效力承担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相对主导作用原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妨碍刑事诉讼的前科这一条件既不能合理性排除与之证明结果相反的可能性，也不能至少在致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方面明显大于涉嫌或被控犯罪的过失性质、可能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判罚在阻碍形成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因而，可确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具有相对较弱的社会危险性，即可证明未对其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已足以排除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更具相对合理性。
在第二种情况下，以明确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具有形成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为前提，或者说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其在生理能力方面具有一定的合理化排除或明显弱化社会危险性的因素，但并不能直接成为“社会危险性”大小或强弱的决定性因素，其主导地位的是否确立还有待于同时存在的两个不同证明方向的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之间的对抗结果，当然同时存在的两个不同证明方向的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也只是决定 “社会危险性”大小或强弱的部分因素，此时，既有发生在不同证明方向的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之间的对抗，也有发生在不同证明方向的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和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之间的对抗，两种对抗结果在主导性因素的确立过程中都直接发挥作用，例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其所涉嫌的或被指控的罪名为故意伤害罪并可能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其在前一次刑事诉讼过程中曾经有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前科，其故意逃避使侦查活动无法正常进行，在本例中，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不能直接确立社会危险性的主导地位，而必须以故意的犯罪性质、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前科与可能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之间的对抗结果为前提，故意的犯罪性质、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前科在受到可能被判处较低刑罚的弱化后，其既不能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强化因素在致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明显大于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弱化因素阻碍形成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当然就更不能否定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的主导地位。实际也就是通过二次论证来确立居于主导地位的证明因素。

参考文献：
[1]王占洲、林苇：“当事人取保候审权利保护之不足”[J]，《贵州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4）。
[2][英]伯特兰.罗素：《逻辑与知识》[M]，苑莉均译，北京：商务印馆，1996。
[3][德]黑格尔：《逻辑学》（下卷）[M]，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馆，2003。

甘肃省兰州市人民政府


兰州市城市规划区黄河河道采砂管理暂行规定

兰州市人民政府令
[2003]第2号


《 兰州市城市规划区黄河河道采砂管理暂行规定》已经2003年4月3日市政府第7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公布，自2003年6月1日起施行。

市长 张志银
2003年4月23日


　　第一条　为了加强本市城市规划区内黄河河道采砂管理，保障防汛和通航安全，合理开采利用河道砂石资源，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城市规划区内黄河河道的采砂管理。
　　本办法所称城市规划区内黄河河道(以下简称市区黄河河道)是指：黄河新城大桥以东、桑园峡黄河铁路大桥以西的黄河兰州段河道。
　　第三条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市区黄河河道采砂管理工作，负责本规定的组织实施。
　　市交通、国土资源、环保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权限范围内，协同做好市区黄河河道采砂的管理工作；公安部门负责市区黄河河道采砂的治安管理工作，依法打击河道采砂活动中的犯罪行为。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市区黄河河道采砂管理的统一监督工作。
　　市区黄河河道沿河各区、县人民政府和有关乡镇人民政府，应当依照各自的职责权限，协同做好本行政区域内黄河河道采砂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四条　市区黄河河道砂石资源属国家所有，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
　　采砂管理应当遵循有利于防汛排洪、航道疏浚和严格控制、有偿使用、有序开采、保护环境的原则。
　　采砂不得损坏河道基础设施，不得妨碍和影响河道基础设施建设。市区黄河流域所有排洪道内，禁止采砂洗砂。
　　第五条　在市区黄河河道采砂，应当取得采砂权，采砂权应当以公开竞标的方式取得；但市区黄河航道疏浚中的采砂作业，可以采取议标的方式，由具备条件的航道疏浚养护专业队伍承担。
　　河道采砂权竞标的具体办法，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六条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确定河道采砂标段和该标段内采砂作业的相关事项。
　　河道采砂作业的相关事项应当包括采砂范围、采砂期限、采砂总量、采砂的技术规范和环保要求、弃料处理方式等内容。
　　河道采砂标段及其相关事项，应当向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七条　河道采砂权竞标者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符合国家技术规范要求并经法定检验登记的河道采砂作业船舶和采砂设备；(二)有健全的安全作业和财务管理等内部规章制度；(三)有相应的专业人员和具备资质的船员；(四)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八条　对依照本规定取得河道采砂权的，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下列程序核发相应的许可证书：
　　(一)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市区黄河河道采砂许可证；
　　(二)涉及航道的，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水上水下施工作业许可证；
　　(三)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核发采矿许可证。
　　按照前款规定取得相应许可证书的，方可进行采砂作业。
　　各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谁发证、谁管理的原则，对各自所发证书进行监督管理并承担相应责任。
　　第九条　市区黄河河道的下列范围内，禁止采砂：
　　(一)城市供水取水口、跨河公路和铁路桥梁、港口、码头、渡口、河道堤坝和自然边坡、水下跨河天然气管道和供电及通信缆线、引黄提灌站等建筑及设施的有效保护范围内；
　　(二)有可能影响河势稳定或者危及航道、水利工程、防汛排洪工程设施和其他河道基础设施安全的区域。
　　前款所指有效保护范围和安全区域，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水利、交通、环保、供水、供气、供电、通信、城管等有关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予以划定，报请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
　　第十条　市区黄河河道五号滩以东、天水路北口黄河大桥以西的范围内，未经市人民政府批准，不得采砂。
　　前款规定的河道内因河道清淤治理或者航道疏浚等确需采砂的，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市交通等有关部门提出具体方案，报请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按本规定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七、八、九三个月为防汛主汛期。
　　防汛主汛期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禁止使用陆用采砂机械设备在河道采砂；
　　(二)黄河水流量达到3000立方米/秒时，采砂船舶和机械设备停止作业并停泊到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水域。
　　防洪期间，采砂船舶和机械设备应当撤离河道。
　　第十二条　河道采砂，应当采用符合环保要求的先进船舶、设备和技术；禁止使用污染环境的、落后的和已被淘汰的船舶、设备和技术。
　　第十三条　河道采砂，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批准的范围、期限、限量及技术规范和环保要求进行；
　　(二)不得影响通航和航道建设；
　　(三)不得向河道内倾倒、弃置垃圾、废料、污水和其他废弃物；
　　(四)采砂船舶安全管理的有关规定；
　　(五)采砂作业结束后，按照河道管理的相关规定和技术标准规范，及时清理作业现场。
　　第十四条　河道水域采砂，可设置简易码头和吊装设备；河道滩涂采砂，可设置运砂临时便道，但不得破堤修路。
　　采砂成料应当及时运出河道，不得在河道内堆放。
　　采砂废料除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用于砂坑回填和培筑堤坝外，应当及时运出河道加工利用，不得在河道内堆放。
　　第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以2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还应责令其承担赔偿责任：
　　(一)在市区黄河流域排洪道内采砂洗砂的；
　　(二)未按本规定程序取得河道采砂权和相应许可证书，擅自在河道采砂的；
　　(三)在禁止采砂范围内采砂的。
　　对虽按本规定取得河道采砂权和相应许可证书，但有前款(一)、(三)项行为且情节严重的，除按前款规定处罚外，原发证部门还应当收回所发许可证书。
　　第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以1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一)擅自变更批准的采砂范围、期限、总量等事项的；
　　(二)违反防汛主汛期采砂规定的。
　　第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不及时清运采砂成料、废料，或者采砂作业后不按技术规范要求及时清理作业现场的，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对在规定期限内仍不清运或清理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代为清运或清理，所需费用由当事人承担。
　　第十八条　违反本规定，经处罚后仍不停止违法行为的，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其他相关部门，责令其停止作业，将采砂船舶和设备工具停放到指定的地点，接受处理。
　　第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的其他行为，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在各自法定职责权限内，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相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条　当事人对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本规定作出的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十一条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在河道采砂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2003年6月1日起施行。

　　关于《兰州市城市规划区黄河河道采砂管理暂行规定》的说明

　　一、制定《兰州市城市规划区黄河河道采砂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必要性
　　我市城市规划区内黄河河道(以下简称市区黄河河道)西自西柳沟口、东至桑园峡，长约45公里，河床断面最宽1000多米，最窄150米，主河道宽230—550米之间。河道中有营门滩、崔家大滩、马滩、雁滩、段家滩等河滩。市区段河岸线总长约80多公里，主要滩地河岸长52公里，除南北两岸有20多公里是红板岩石和红胶粘土不易冲刷外，其余110多公里均为易受冲刷的砂质土层，有一定的砂石资源。
　　近年来，随着国家防洪法、水法、河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部委相关规章以及我省、市相关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的公布实施，黄河兰州段河道得到了大力整治，修建了永久性河堤以及一大批河道基础设施，使黄河兰州市区段及其流域的防汛排洪能力大为提高。
　　但是，由于我市旱地砂石资源比较丰富，过去河道采砂相对较少，因此对河道采砂问题未能及早引起足够重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随着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和市区附近旱地砂石资源的逐步减少，加之采砂管理上的地方立法滞后，因此黄河河道的砂石资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市区黄河河道不仅成了重要的砂源区而且河道采砂出现了无偿、无序、无度的“三无”混乱局面，非法采砂的现象屡禁不止，有些本属重点保护区的河道(如银滩大桥附近)被挖得千疮百孔。这不仅对黄河兰州段的河势稳定、防汛排洪、水路交通和一些跨河建筑物、构筑物的安全造成了很大威胁，在黄河河道形成了一些新的安全隐患，而且也使国有资源大量流失和浪费。为了治理黄河河道乱采砂石的问题，市政府曾专门发出通告并多次进行集中整治，但由于缺乏比较具体的法规规章依据，因此虽然整治时效果明显而整治过后反弹乱采的问题依然非常突出。这些情况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省、市领导的高度重视指出必须尽快依法予以解决并对今后的河道采砂依法予以规制。因此，为了加强河道采砂管理，尽快制定出台本“规定”不仅是十分必要的，也是非常紧迫的。
　　二、“规定”的起草过程和主要依据
　　为了解决市区黄河河道乱采砂石的问题和切实依法加强河道采砂管理，张志银市长于2002年7月10日召开市长办公会，对河道管理等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并决定尽快对河道采砂的问题进行专项立法。市长办公会议纪要(市政府〔2002〕37号)下发后，市建委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亲自负责，组成专门班子进行了调研起草，经反复研究，几易其稿，形成了“规定”(送审稿)送市政府法制局审查。市政府法制局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和市政府〔2002〕37号市长办公会议纪要及市政府领导批示精神，同时参考有关规章，经征求各有关方面意见和组织论证并反复研究修改，形成了“规定”(草案)。
　　“规定”的起草和审查依据很多，几乎所有涉及河道、航道、水运和水利、防汛以及供水、排水、城市基础设施管理等事项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中，都有关于河道采砂管理的一般性规定，但又没有关于河道采砂管理的专门法依据。因此，本“规定”在起草和审查中，主要依据了国家防洪法、水法、河道管理条例、航道管理条例和甘肃省水路交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并参照了甘肃省实施河道管理条例细则等规章，参考了外省、市有关河道采砂管理的相关规定；此外，还参考遵循了国务院《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的立法原则和精神，同时注意了与本市其他相关法规、规章的衔接。
　　三、“规定”的主要内容和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本“规定”不分章，共22条，主要对其适用范围、管理原则、行政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责分工、河道采砂权的取得、禁止采砂的范围、采砂应当遵守的规定和法律责任等事项作了具体规定。
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是：
　　1、关于规章的名称和内容涵盖问题
　　市政府〔2002〕37号市长办公会议纪要规定，本“规定”的名称为《兰州市河洪道采砂管理办法》，市建委也以此名称起草。但市政府法制局在审查修改中，将名称改为《兰州市城市规划区黄河河道采砂管理暂行规定》，涵盖内容也随之作了大的修改，主要是将管理范围仅限于城市规划区的黄河河道、未再包括洪道、将“办法”改为“暂行规定”等三个方面。作这样的修改，主要是基于三个理由：一是国家水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实行河道采砂许可制度。河道采砂许可制度实施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因此，改为“暂行规定”，有利于“规定”与将要出台的国家专门法相衔接，也便于国家专门法出台后修改本“规定”；二是按照我市部门之间的行政分工，市区河道由建委管，而且本“规定”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也在市区黄河河道，因此“规定”将管辖范围界定到了“城市规划区黄河河道”；三是本“规定”所要规制的主要是市区黄河河道的采砂问题，而黄河兰州段流域所有排洪道的采、洗砂活动均属禁止范围，加之防洪方面的专门法(包括规章)较多而且规定比较具体，因此为了突出立法重点，本“规定”主要就市区黄河河道的采砂管理作了专门规定，而对洪道除作了禁止采、洗砂的规定外，未再过多涉及其他管理内容。
　　2、关于纳入采砂管理的河道界定问题
　　我市城市规划区的概念，形成于第二版兰州市城市总体规划，第二版城市总体规划界定的市区黄河段为西起西柳沟口、东至桑园峡铁路大桥。但鉴于第三版兰州市城市总体规划将西固区城区以西东川至河口规划为兰州市“带状组团”分布布局的七个组团之一，将河口以东划入城区，因此本市以后的城市建设必然要将该地区纳入市区范围，同时考虑到本市城市防汛管辖范围内的黄河河道历来都是西起黄河新城大桥、东至桑园峡铁路大桥，因此“规定”将这一段黄河河道界定为采砂管理的河道(第二条)。
　　3、关于采砂权竞标的问题
　　由于黄河市区段可供采砂的河道面积较小、砂石资源有限，而且采砂又涉及河势稳定和航道通航，因此必须严格控制；但如果仅靠行政审批手段，则不仅达不到管理目的，而且还会产生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因此，“规定”作了通过竞标方式取得采砂权、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确定河道采砂标段等规定(第五条、第六条)。
　　4、关于“三证”的核发问题
　　对于采砂许可证、水上作业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等“三证”，“规定”作了对通过竞标方式取得采砂权并符合条件的采砂经营者，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相应的许可证书的规定，而未再设定行政审批，这一规定得到了各有关方面的一致赞同。关于“三证”的核发程序和具备“三证”才能进行采砂作业的管理制度，最早是地质矿产部1990年6月11日〔1990〕197号文转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办公室〔1990〕14号文对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河道采砂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中规定的；之后，国家水利部、国土资源部、交通部和公安部对长江河道采砂管理的规范性文件中作了具体规定，2000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水利部关于加强长江中下游河道采砂管理的意见(国办发〔2000〕42号)以及此后的有关文件中进一步作了明确规定；黄河等其他内河河道的采砂管理基本上都采用了这一管理制度。而国务院在2001年10月10日以320号令公布的行政法规《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中，对采砂管理上的“三证”制度作了重大改革，确立了长江采砂实行“统一规划制度”和“采砂许可制度”两大制度，统一规划的批准权在国家水利部，采砂许可权在省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长江水委会，从而变过去的“三证”为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发放的“采砂许可证”一证，同时规定对采砂涉及航道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批发放采砂许可证前要征求长江航务和海事机构的意见。但是，由于国家对长江以外的黄河等内河河道采砂管理尚未作出专门法规定，因此作为“暂行规定”，本“规定”仍将黄河河道采砂管理的“三证”制度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以有利于目前的管理工作(第八条)。
　　5、关于禁止采砂的范围问题
　　本“规定”在起草和审查过程中，将禁采范围作了较为严格的规定，如对黄河航道作了全面禁采的规定，对桥梁等跨河建筑物、构筑物和跨河管道、缆线以及取水口等界定了较大的禁采保护范围，这样一来市区黄河河道基本上无砂可采了；在调研论证过程中，包括法学专家、水利河道管理者和采砂经营者在内的各方面代表均不同意这一规定。鉴于一是市区黄河段河床比降虽平均为1／1000米，但不均匀，河床断面最宽仅1000米、最窄仅150米，随着上、下游各种大型水电工程的建设和水量调整，河势将趋于稳定、水流也趋于平缓，而黄河上游和市区黄河段汇水面积达1800平方公里的流域内仍将有大量泥沙流入市区黄河河道，这就需要不断清理，而且航道也需要疏浚，因此全面禁采是不现实的；二是有些河道段如城关黄河大桥至雁盐黄河大桥段，有青年滩、鸭嘴滩、滩尖子等河滩，自然淤积非常严重，时有干砂滩裸露，如不采挖清理则直接危及防汛和通航，加之雁盐大桥施工截流做围堰暂时抬高了水位、减缓了流速、加速了该段淤积，南河堤修筑工程不可避免地要使大量泥砂流入河道形成新的淤积，这两项工程竣工后随着围堰的拆除而使水位回复到自然状态时，淤积泥砂将全部裸露出来，到时如果再疏浚清淤则不但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而且工程难度也相当大；三是随着城市建设的加快，砂石需求量也将不断增大，而黄河河道的砂石资源应当得到科学合理地综合开发利用。因此，“规定”本着有利于防汛排洪和航道疏浚等原则，对禁采范围作了切合实际并较为慎重的规定(第四条、第九条、第十条)。
　　6、关于法律责任问题
　　针对市区黄河河道采砂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对违反本“规定”、其他法规规章中尚无明确规定的部分违法行为设定了相应罚则，所设处罚种类和额度均在市政府的立法权限之内(第十五条、第十六条和第十七条)；同时，为了避免照抄照搬其他法规规章条文，对违反本“规定”的其他行为，则按照法律准用性规范原则作了相关规定(第十九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