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新增了危险驾驶罪，其主刑只设定了拘役刑罚，刑罚低轻，刑种单一，为刑法诸罪刑罚设置的独一无二。司法实践中，刑种单一或可给科刑带来某种程度的方便，但在强制措施的采取上，却打破司法常态，凸显出其特殊性，简而不便。笔者在此谈谈拙见，敬请指正。
一、依法不能适用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的逮捕措施
至刑法修正案（八），我国刑法罪名已达到451个。非常有意思的是，除危险驾驶罪外，对其他450种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都可以做到“一押到底”，即从立案侦查开始到交付执行，可以通过相继采取拘留和逮捕措施，使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一直处于羁押状态中。这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来说无疑是严厉的，但对司法机关来说却能保证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一直在案，最大限度地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所以司法机关往往“偏爱”逮捕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谦抑性原则受损。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是其区别于其他犯罪的关键所在，从而决定对该罪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排斥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的“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条件（即逮捕罪责条件或刑罚条件），导致整个刑事诉讼中不能采取该逮捕措施。尽管危险驾驶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因刑拘而受羁押，接下来就得因不能采取逮捕措施而变更为非羁押性强制措施，无法“一押到底”。
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的逮捕必须同时具备三项条件：（1）犯罪事实条件，即“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2）罪责条件，即“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3）社会危险性条件，即“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对逮捕该当性的评价，取决于上述条件的认定，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的本身就蕴涵着一定的审查规则，犯罪事实条件为首选，罪责条件次之，而社会危险性条件则是再次之，逐一满足方可。但只要有一个条件不能满足即可作出否定性评价。而作出逮捕否定性评价要注意优先适用法律及司法解释的特别规定。如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1996年12月31日《关于审查逮捕和公诉工作贯彻刑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高检发研字[1997]1号）规定，只要具有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就应不予批准逮捕。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有四项均属排斥逮捕罪责条件的情形。新增的危险驾驶罪，其法定最高刑罚为拘役6个月，不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也应属于排斥逮捕罪责条件的法律特别规定，可谓法定不能捕。
因此，对危险驾驶案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必须充分注意到这种犯罪刑罚规定的特殊性，防止错误采取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的逮捕措施。对公安机关仅就涉嫌危险驾驶罪，对犯罪嫌疑人适用刑事诉讼法第60条的规定提请批准逮捕的，检察机关只需以“不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为由，即可不予批准逮捕。反之，如果检察机关、审判机关批准或决定逮捕，则属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对这种错捕，应当依法纠正。如，2011年5月11日，遵义县检察院以涉嫌危险驾驶罪对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犯罪嫌疑人冉某作出批准逮捕决定，使得冉某成为“醉驾入刑”以来该院批捕的首名醉酒驾驶的机动车驾驶员 。①笔者认为，该案审查时就没有注意到危险驾驶罪刑事规范存在的否定逮捕罪责条件的法定因素，对冉某作出批准逮捕决定显然是错误的。当然，这种错捕不在国家赔偿之列，因为国家赔偿法第17条规定的错捕赔偿范围只限于被撤销案件、存疑不起诉和宣告无罪的错捕，其以没有犯罪事实为提前条件。
二、违反刑事诉讼法第56条或第57条的规定可予逮捕
对涉嫌危险驾驶罪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采取逮捕措施，是相对而言的。因为刑事诉讼法不止是以第60条规定了一种逮捕，还以第56条和第57条规定了违反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义务的另一种逮捕。前者是以实体违法为前提，是司法实践中常用的普通逮捕；后者以程序违法为前提，如被取保候审人、被监视居住人擅自离开住处、指定居所或所居住的市、县，擅自会见他人，传讯不到案，干扰证人作证，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等严重违反刑事诉讼秩序情形，是司法实践中少用的特殊逮捕。从法理上讲，危险驾驶案件排斥采取普通逮捕，但并不排斥采取特殊逮捕。
危险驾驶案件属于轻罪案件，既然无需采取普通逮捕，那为何还有采取特殊逮捕一说呢？因为特殊逮捕对危险驾驶案件也同样具有保障诉讼作用。司法实践中，危险驾驶案件一进入起诉、审判阶段，就应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措施，但司法机关却无法保证都能自觉接受审查或审判，难免有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过程中潜逃或传讯不到案，造成刑事诉讼中止。刑事强制措施的功能在于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当采取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不足保障时，羁押性强制措施就取而代之，当羁押性强制措施过而欠当时，就应变更为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强制措施的非羁押型与羁押型之间具有互补作用。对于被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危险驾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违反刑事诉讼法第56条或第57条规定的义务，达到最高人民检察院1999年9月21日《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高检发释字〔1999〕9号）第53条或第68条规定的标准 ，②就应当依法采取特殊逮捕。特殊逮捕正好解决了危险驾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逃跑，司法机关需要采取羁押措施的法律障碍，弥补了采取普通逮捕法定不能的不足。刑事诉讼法第123条第1款规定：“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如果在逃，公安机关可以发布通缉令，采取有效措施，追捕归案。”如果要通缉在逃的危险驾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针对“应当逮捕”条件，也只有采取刑事诉讼法第56条或第57条规定的特殊逮捕才能于法有据。
三、公安机关刑拘释放时应及时变更强制措施
《刑法修正（八）》自今年5月1日实施以来，全国各地已陆续判处了一批醉驾型危险驾驶罪案件，其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快审快结，诉讼期限短。如，山东醉驾判刑第一人张某，5月5日晚被查获，5月9日即被梁山县人民法院判处拘役2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诉讼用时仅为3日（周六、周日除外） 。③由此刑事司法与理论界有人提出要探讨建立新的快速审理机制。笔者认为，醉驾、飙车入罪作为倍受公众关注的新型犯罪，司法机关在生效伊始以快速查处带来轰动效应，时过半月就已收到全国酒驾案件大幅度下降的预期效果，无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司法应保持理性,在追求高办案效率的同时，一定要注意严格程序，求快不违法，正确采取强制措施。司法实践应把握以下几个问题：
1、公安机关不应不变更强制措施而移送审查起诉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1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对正在实行危险驾驶或者在危险驾驶后即时被发觉的犯罪嫌疑人，有权对其刑事拘留3日，特殊情况还可以延长4日。虽然公安机关认为应对危险驾驶犯罪嫌疑人移送审查起诉，以追究刑事责任，但公安机关不能一如其他犯罪案件那样，认为需要逮捕的，在拘留期限内，依法办理提请批准逮捕手续，而只能解除刑拘措施，予以释放。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公安机关释放危险驾驶犯罪嫌疑人时，必须变更强制措施，理由是：
第一、公安部1998年5月14日《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35号）第113条第2项规定“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但不需要逮捕的，依法办理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手续后，直接向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根据这一规定，刑拘释放后不变更为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措施而移送审查起诉危险驾驶犯罪嫌疑人，就属违反公安机关办案程序。
第二、只有在采取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的前提下，才能在后来不得已的情况下启动特殊逮捕程序。拘释放后不采取任何强制措施，一旦危险驾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逃跑，司法机关就无法律依据对其缉拿到案，危险驾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也不会因逃跑行为而承担什么法律责任。采取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强制措施在起诉和审判阶段显得尤为重要。
2、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不能共享刑拘期限办案
从司法实践来看，不少醉驾案件是现场查获、当场抽血取证、被告人认罪而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完全可以在有限的刑拘期限内完成侦查、起诉和审判等刑事诉讼活动。也许会有人认为，既然不能采取普通逮捕，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变更强制措施又麻烦，干脆占用公安机关的刑拘时间将案件审结，岂不快捷省事。笔者认为，刑拘期限是侦查专用期限，起诉与审判阶段占用于法无据,如果公安机关在未变更刑拘措施的情况下直接移送审查起诉,以便检察机关及审判机关在法定刑拘期限审结,无疑是违法的，应当严格禁止这种非法占用或“借用”。
3、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应当重新办理取保候审手续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1999年8月4日《关于取保候审若干问题的规定》（公通字[1999]59号）第22条的规定，对危险驾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侦查或审查起诉阶段已经采取取保候审的，案件移送至审查起诉或者审判阶段时，如果需要继续取保候审，或者需要变更保证方式或强制措施的，受案机关应当在7日内作出决定。而且根据该《规定》的第23条规定，原决定机关收到受案机关的变更强制措施决定后，还应当立即办理解除取保候审手续。
四、审判机关不能依据未生效的刑事判决进行收押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13条的规定，危险驾驶罪犯因被判处拘役，应由公安机关执行。而根据公安部2008年2月29日《看守所留所执行刑罚罪犯管理办法》（公安部令第98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第2条第2款规定，被判处拘役的罪犯，由看守所执行刑罚。拘役必须羁押执行，没有被逮捕的危险驾驶罪罪犯判决生效时怎么收押呢？早在1980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对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所作的《对于未逮捕的罪犯可根据判决书等文书收监执行的批复》（高检刑字[1980]第66号）就已经规定，对于判处拘役或者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而未逮捕的罪犯，公安机关可根据刑事案件执行通知书和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收进劳改、拘役场所执行，不另办理逮捕手续。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9月2日《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23号）第350条又规定：“罪犯需要羁押执行刑罚，而判决确定前罪犯没有被羁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生效的判决书或者裁定书将罪犯羁押，并送交公安机关。”对此，公安部《管理办法》第8条也有相应规定，看守所在收到交付执行的人民法院送达的人民检察院起诉书副本和人民法院判决书、裁定书、执行通知书、结案登记表的当日，应当办理罪犯收押手续。上述规定非常明确，无需办理逮捕手续，可凭生效刑事判决收押危险驾驶罪犯以执行拘役刑罚。
但是，对没有逮捕的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告人在一审判决宣告后的上诉期限内，或者二审终审判决宣告前，审判机关能否凭借未生效的一审判决对其收押呢？结论是不能。因为收押必须持有相应的法律羁押手续，未生效的刑事判决文书不在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的法定依据之列。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1996年12月31日《关于刑事诉讼法律监督工作贯彻刑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高检发研字[1997]1号）的规定，即使公安机关采取过逮捕措施，但变更逮捕措施后，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也应当重新报捕，而不能自行决定收监。同理，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也存在重新决定逮捕的必要。司法实践中，其他犯罪的被告人被一审法院宣告判处监禁性刑罚时，会当庭立即收押。当庭收押所依据的是经法院决定的逮捕措施，而非未生效的一审判决。可此时对被宣告犯有危险驾驶罪的被告人既不能采取普通逮捕，也因没有违反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义务而不能采取特殊逮捕，故仍然不能收押。相对来说，一审法院既然判处的拘禁性的拘役刑，但却不能予以收押，还有对被告人失控的风险，未生效的有罪判决文书的拘束力还比不上一张逮捕证，审判机关对此是无奈的，但在现有的刑事诉讼框架下，只能让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告人继续处于非羁押性的强制措施状态之下。当然，如果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审判机关可依据判处拘禁性刑罚的一审未生效刑事判决而无需采取逮捕措施即可收押被告人，则能从刑事立法上解决这一司法尴尬的局面。

注释：
①源于中国西部开发网，2011-5-12，《贵州省遵义县首名醉驾犯罪嫌疑人被捕》一文。
②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53条规定：“对下列违反取保候审规定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予以逮捕：
“（一）企图自杀、逃跑，逃避侦查、审查起诉的；
“（二）实施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干扰证人作证行为，足以影响侦查、审查起诉工作正常进行的；
“（三）未经批准，擅自离开所居住的市、县，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两次未经批准，擅自离开所居住的市、县的；
“（四）经传讯不到案，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两次经传讯不到案的。”
第68条第2款规定：“下列违反监视居住规定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对犯罪嫌疑人应当予以逮捕：
“（一）故意实施新的犯罪行为的；
“（二）企图自杀、逃跑，逃避侦查、审查起诉的；
“（三）实施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干扰证人作证行为，足以影响侦查、审查起诉工作正常进行的；
“（四）未经批准，擅自离开住处或者指定的居所，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两次未经批准，擅自离开住处或者指定的居所的；
“（五）未经批准，擅自会见他人，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两次未经批准，擅自会见他人的；
“（六）经传讯不到案，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两次经传讯不到案的。”
③源于《大众网》，2011-5-11，《山东醉驾入刑第一人 济宁张某判拘役两月》一文。


* 作者系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检察委员会委员、公诉二处长。
国务院


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的通知
1984年10月4日，国务院

国务院同意国家计委《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现转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
为了适应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需要，我国现行计划体制必须进行改革。现行计划体制的主要问题是集中过多，管得过死，指令性计划的比重过大，忽视市场调节，不善于运用经济调节手段。为此，要根据“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的精神，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活动，实行指令性计划。对大量的一般经济活动，实行指导性计划。对饮食业、服务业和小商品生产等方面，实行市场调节。在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范围扩大以后，一方面有利于基层单位的经济活动主动灵活地发展，另一方面又要避免企业的经济活动背离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这就必须在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的同时，更多地运用经济调节手段，并制订相应的管理条例和经济法规。为了使各种经济杠杆相互协调，更好地实现计划目标，国务院确定，由国家计委牵头，综合研究运用经济调节手段。
计划体制改革是一项涉及范围很广、很复杂的工作，要本着积极又稳妥的原则，看准一条，改革一条。国家计委《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体现了上述精神，国务院同意从一九八五年开始试行。国家计委要结合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特别是价格体系的改革，抓紧研究拟定计划体制全面改革的方案。
关于国家计委管理的工业交通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指标目录、统一分配物资目录、指令性计划的商品目录和供应出口商品目录，由国家计委商有关部门和地区具体规定后另发。

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
现行计划体制不适应当前经济形势的发展，主要问题是集中过多，管得过死，指令性计划的比重过大，忽视市场调节，不善于运用经济调节手段；计划管理中投入产出不挂钩，没有建立起严格的责任制，普遍存在着吃“大锅饭”的现象，不利于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不利于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为了适应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需要，根据国务院关于“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和“简政放权”的精神，必须加快计划体制改革的步伐。计划经济，既包括指令性计划，又包括指导性计划。三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把计划经济理解为仅仅是指令性计划，是片面的。我们不可能也不必要对所有的经济活动，都采用指令性计划的办法来管理。除了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活动需要实行指令性计划以外，对大量的一般经济活动，应实行指导性计划。市场调节是计划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在当前，需要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对指导性计划，国家主要通过运用经济调节手段促其实现；对指令性计划，也应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通过改革，一方面调动基层单位和劳动者的积极性，把经济搞活；另一方面，努力保持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使企业的活动不致背离整个经济发展的要求。这样做，既能保证国家重点生产建设和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基本需要，又能比较灵敏地反映市场供求变化，促进商品生产和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
根据上述方针、原则和当前的实际情况，对改进计划体制作如下规定：
一、生产计划
农业方面，国家对主要农产品的生产实行指导性计划，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上报计划的基础上，经过平衡确定国家计划。国家对粮食、棉花、油料、烤烟、黄红麻、生猪、二类海水产品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农产品的收购和调拨，按数量、品种、质量规定指令性指标，并自下而上地签订收购合同加以落实；超过收购计划部分，全部放开。其他农产品，除国务院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另有规定者外，实行市场调节。
工业方面，国家对主要工业品的生产实行指导性计划。为了保证重点生产和重点建设等方面的需要，对国家统一分配调拨的煤炭、原油及各种油品、钢材、有色金属、木材、水泥、发电量、基本化工原料、化肥、重要机电设备、化纤、新闻纸、卷烟以及军工产品等重要产品（包括数量和品种），实行指令性计划，并做好主要生产条件的衔接。各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也可以在国家计委规定的指令性计划之外，对本行业、本地区少数重要工业产品下达指令性计划，生产所需主要条件由部门、地方负责平衡。国家下达指令性计划的大企业，实行一本帐，不得层层加码。指令性计划如果需要修改时，必须报经下达计划的单位批准。属于指令性计划的产品价格，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一律执行国家统一定价。企业在确保完成国家指令性计划和供货合同的前提下，可以组织超产，超计划生产的部分，除国家有特殊规定不准自销者外，全部可以自销（钢材的计划内部分，企业可以自销2％的规定不变）。国家物资部门对企业自销产品可以进行收购。自销的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可以按国家规定的幅度浮动；自销的生活资料和农业生产资料要执行国家规定价格（包括国家规定的浮动价格），但企业可以用来与外单位进行协作。企业应按国家指令性计划规定的数量、品种、规格和需方提出的货单接受订货，完不成国家指令性计划的，要将国家分配的原材料和能源的相应部分在下一年度计划指标中扣回，并要罚款，罚款由企业留成基金支付。对国家下达指导性计划的产品，企业可以按照国家计划指引的方向，根据原材料、能源的可能和市场需要自行安排生产和销售，努力完成国家计划；产品价格按国家有关规定分别执行统一定价或浮动价，或由供需双方协商定价。国家不下达计划的产品，实行市场调节。
运输邮电方面，国家对全国铁路货运量、公路汽车货运量、港口吞吐量、水运轮驳船货运量、民航运输总周转量、邮电业务总量实行指导性计划。对重点物资的铁路货运量、部直属水运货运量、沿海主要港口吞吐量，实行指令性计划。
二、固定资产投资计划
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要按计划进行控制。
基本建设投资中，国家预算内拨款改贷款的投资，纳入国家信贷计划的基建贷款，利用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的贷款等安排的基本建设，由国家负责平衡，实行指令性计划。这部分投资，主要用于国家需要的能源、交通、原材料、重要机械电子、重点科技、重点智力开发工程和国防军工等方面的建设。
地方、部门的自筹投资和国家统借地方自还，地方、部门自借自还的外资安排的基本建设，由地方、部门负责平衡，经国家计委审核确定计划额度，执行中允许在10％的范围内浮动。民族自治地方的基本建设，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执行，即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根据本地方的财力、物力和其他具体条件，自主地安排。云南、贵州、青海也参照民族自治地方的办法执行。地方、部门自筹投资安排的具体项目，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各部自行平衡安排。地方这部分投资，主要用于地方能源、运输邮电、原材料、建材、建筑、农林水利、轻纺、食品、机械电子、商业、粮食、科技、文教、卫生、体育、住宅、环保和城市市政设施、公用事业等方面的建设。为了控制基本建设总规模，引导自筹投资的使用方向，当年使用的自筹投资，要做到提前半年存入建设银行；除用于能源（包括节能）、交通、学校教学设施、医院医护设施和
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投资外，要征收建筑税；对超过国家计划规定浮动范围的自筹投资，要采取经济手段加以控制（具体办法另定）。
生产性建设项目，按规模划分的，属于大中型项目仍按原规定由国家计委或国家计委核报国务院审批；按资金限额划分的，国家计委审批限额由现在的一千万元以上提高到三千万元以上（地方、部门自借自还和直接吸收外资兴建的项目，其审批限额按第三条规定执行），其中总投资二亿元以上的项目，由国家计委核报国务院审批。非生产性建设项目，凡资金、能源、材料、设备能自行解决的，原则上由各部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行审批，但其投资需纳入基本建设投资总规模。
从一九八五年起，凡是由国家预算内拨款安排的建设项目，都改为银行贷款。对不同的建设项目要实行差别利率等办法，并规定不同的还款期限。少数建设项目确无偿还能力的，经国家批准可以豁免。
由国家计委审批的大中型项目，今后只审批项目建议书和设计任务书（利用外资、引进技术项目以可行性研究报告代替设计任务书）。有关单位在设计任务书批准后，即可进行设计、招标。设计由各部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审批，设计概算不能超过设计任务书规定的投资额的10％。列入长期计划或建设前期工作计划的大中型项目，必须有国家计委批准的项目建议书；列入五年计划的大中型项目，必须有国家计委批准的设计任务书。
技术改造投资中，由国家预算内拨款、国家利用外资安排的技术改造，实行指令性计划；纳入国家信贷计划用于技术改造的贷款，由人民银行按计划进行控制。由部门、地方、企业自筹投资安排的技术改造，实行指导性计划。同时，放宽地方、部门技术改造项目的审批权限。国家计委审批限额，由一千万元以上提高到三千万元以上；其中总投资二亿元以上的项目，由国家计委核报国务院审批。经国家计委批准了总体改造规划的大型骨干企业，其单项工程可不再报批。
城乡集体所有制单位的基本建设投资，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估算，实行指导性计划，报国家计委备案。
三、利用外资、外汇计划
国家编制国际收支计划，对利用外资总额，实行指导性计划；对国家统一安排的外汇收支额，实行指令性计划。
地方、部门利用外资的总额度，报国家计委核定。利用外资建设的项目（包括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在资金（包括外汇和配套人民币）、能源、运输、原材料以及其他生产建设条件能自行平衡的情况下，每个项目总投资的审批权限，北京市、辽宁省放宽到一千万美元以下，其他省、自治区和重庆、沈阳、武汉市为五百万美元以下；工交、农林等有关部委（含部级工业总公司）放宽到五百万美元以下。
国家决定进一步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利用外资建设的生产性项目，凡属建设和生产条件不需要国家综合平衡，产品不要国家包销，出口不涉及配额，又能自已偿还的，每个项目总投资的审批权限，天津、上海两市放宽到三千万美元以下，大连、广州两市放宽到一千万美元以下，其他沿海港口城市放宽到五百万美元以下。
凡属主要靠利用自借自还的外资，自筹资金、材料和进口设备进行建设，不需要国家综合平衡的非生产性建设项目，由各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国家决定进一步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自行审批。
放宽部门和地方使用国家外汇和自有外汇的技术引进项目的审批权限。由国家计委审批的限额提高到五百万美元以上；这个限额以下的项目，由各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行审批。部门、地方使用自有外汇的技术引进项目总额，要及时报国家计委备案。
四、物资分配计划
国家对部分煤炭、钢铁、木材、水泥等少数重要物资，实行计划分配制度。分配的重点是：国家指令性生产计划的需要；由国家负责平衡的国家预算内拨款改贷款的投资、纳入国家信贷计划的基建贷款、国家利用外资安排的基本建设的需要；由国家直接安排财政拨款和专项贷款的重大技术改造、重大科研的需要；国防军工、国家出口援外以及补助边远地区的需要。对农业、农机、轻工、市场以及地方基本建设、技术改造、维修等其他方面的需要，一般保持一九八四年计划分配基数；增加的需要，除用自有资源外，可通过市场调节或用自有外汇进口解决。
对超计划生产的产品所需要的物资，由企业通过市场采购解决。中心城市要建立生产资料贸易中心，调节社会供需，把物资流通搞活。
国家统一分配的重要机电设备，所需主要材料由国家安排；一般机电设备和配套产品，由地方和企业自行安排生产和销售，所需材料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来源解决。重要成套设备，逐步实行由使用单位向生产企业或设备成套公司实行招标承包生产的办法。
五、商业、外贸计划
国家对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实行指导性计划。对人民生活必需的重要商品的收购和调拨，实行指令性计划。
国家对进出口总额，实行指导性计划。对国家统一安排的进出口总额和主要进出口商品，实行指令性计划。
六、劳动工资计划
国家对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下达计划指标。除了实行租赁、承包等自负盈亏的小型企业以外，企业的工资总额，根据完成国家计划的情况和经济效益的好坏，按国家规定的比例增加或减少。职工平均工资的增长，应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此外，国家通过征收奖金税或其他税收办法控制工资总额。
七、文教卫生计划
教育方面，对研究生、普通高等院校本专科、中等专业学校的招生人数和毕业生分配人数，根据分级管理的原则，分别由国家计委、有关部门或地方下达指令性计划。各高等院校在完成国家招生计划的前提下，可以接受委托培养或联合办学。其他文教卫生方面，如中小学招生、医院病床、电影、出版、广播、电视、体育等事业计划，由部门和地方负责平衡下达，报国家计委备案。
八、实行多种形式的计划承包责任制
钢材、煤炭等物资和某些商品的调拨指标，分别对部门、对地方或对中心城市试行多种形式的包干责任制。对重点工业企业逐步试行产量递增包干办法。
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重点建设，对部门和地方逐步实行投资大包干。按五年计划包总投资，按计划项目包建设规模、投产时间、新增生产能力、新增产量和品种，以及投资回收期限；年度投资，由建设银行根据项目施工进度，并考虑配套工程的情况进行贷款，在不超过投资总额的前提下，可以不受年度的限制。一般项目竣工后一次结算，大型项目按单项工程竣工结算。按合同要求提前竣工而节约的资金，归承包单位留用；由于延误工期而多贷的资金，由承包单位负担。建设工程的设计、施工，实行招标承包责任制。
九、加强国民经济的平衡工作
下放计划管理权限以后，指令性计划范围缩小，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范围扩大，各级计委要着重抓好全社会的财力（包括财政和信贷）、物力、人力（特别是专门人才）和外汇的平衡，安排好经济发展速度、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发展重点、地区布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幅度和农轻重、积累消费等主要比例关系。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扩大，要同生产资料的增长相适应；人民生活的改善，要同消费资料的增长相适应。国家要按计划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控制市场零售物价总水平；要规定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银行贷款发放额；对主要工业消费品、国家统购派购的重要农产
品和少数计划分配的生产资料，实行计划价格。要进一步开展经济协作，并加强这方面的组织工作。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逐步以五年计划为主要形式，简化年度计划，制订长远规划；同时编制行业规划、地区规划、国土规划和若干个专项规划，建立起长、中、短期计划与专项规划相结合的计划体系。五年计划的主要方面要列出分年指标；年度工业生产计划，根据五年计划的要求，按照上年实际和新增生产能力所能提供的产量，考虑社会需要作出安排。同时，进一步扩大企业之间的固定协作关系，国家统一分配的物资尽量实行定点供应，使企业的生产秩序保持稳定。
十、加强各种经济杠杆的综合运用
围绕计划目标，有计划地及时调整价格、税收、利率、工资、财政补贴等，作为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使其成为实现国家计划的有效手段。由国家计委牵头，会同国家经委、财政部、劳动人事部、人民银行、国家物价局、海关总署、税务总局等有关部门，综合研究经济杠杆的运用，并进行协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委也要牵头协调经济杠杆的运用工作，并建立研究和运用经济杠杆的机构。
十一、加强经济信息管理，搞好国民经济预测
地方、部门自行安排的生产计划、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包括建设项目和新增生产能力）确定后，应在半个月内把计划安排中的重要情况抄送国家计委。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定期发布生产建设、科学技术和市场变化等信息，以指导计划的制订和执行。各级计委和各部门都要加快经济信息网络的建设，建立和健全经济信息管理和预测机构，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经济计划的咨询服务，帮助企业搞好生产建设、推进技术进步和引进外资等工作。
要加强对计划经济理论和重大经济问题的研究。要改进现行的计划方法，积极采用经济数量分析方法，推广应用电子计算技术，加速计划手段的现代化，做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测，参照预测拟订全社会的计划，以指导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十二、制订相应的经济法规和管理条例
抓紧制订计划管理条例，健全经济法规，特别是有关基本建设和利用外资等方面的法规，严格经济司法和经济监督，维护国家计划的严肃性。
各部门、各地方的计划体制也要根据上述规定的精神，做出相应的改革。广东、福建两省和西藏自治区，按中央、国务院规定的特殊政策办理。
关于国家计委管理的工业交通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指标目录、统一分配物资目录、指令性计划的商品目录和供应出口商品目录，由国家计委商有关部门和地区具体规定。